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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社會細胞”的中國家庭正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宛如這幾十年來在經濟改革大潮中急遽變化的中國社會。最近，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世界家庭峰會上表示，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結構調整使我國家庭的規模、結構、形式、功能等都發生明顯變化，家庭發展面臨一定挑戰。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伴隨著人口發展領域的巨大變革及經濟發展，中國家庭呈現出五大變化：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結構核心化、家庭類型多樣化、家庭關系松散化、家庭功能有所弱化。相對固定聚居的大家庭形態趨于解體，越來越多的新家庭形態出現，由此也帶來了不同的新人群：獨生子女、失獨父母、丁克族、單親母親、單親子女、不婚族。這些新家庭形態也出現不同于以往的各種新觀念，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價值觀沖突明顯，家庭代際呈現新的對話、磨合。

　　在當今中國，社會流動性大造成一方面家庭成員的自由度變大，另一方面家庭關系松動、缺失，家庭這個社會細胞的穩定性令人擔憂。無數從農村流動向城市的人，無數行走在國內海外之間的人，造就這些詞匯：漂一代、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等等。即使在表面上仍然保持穩固形態的家庭內部，互聯網對家庭成員交流模式的沖擊也無處不在，家庭財富增加帶來的經濟理性更在悄然取代傳統的家庭價值。

　　流動的時代，網絡的時代，財富的時代，這些都是與幾千年來自給自足的傳統農業中國格格不入的事實，而它們已經到來且不斷加速前進，搖晃著、“拆遷”著建立在傳統農耕文明基礎上的家庭大廈，使之漸漸面目全非。被裹挾著前進的我們，是否還能認識家庭的含義，把握家庭的命運，重建家庭的價值？

　　畢竟，我們都是家的兒女，無論如何我們的內心都需要珍藏一份對家庭溫暖的認同與向往，這是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穩定所系。或許，我們需要回到家庭故事中那些熟悉的場景，咀嚼那些早已司空見慣的變化，從中去尋找、把握中國家庭的未來。

　　流動時代，親情在流失

　　家“漂”在中國大地上

　　隨著“80后”一代逐漸進入成家立業、生兒育女的而立之年，他們的父母開始加入“漂一族”行列。本該安享晚年，卻為幫兒分憂，照顧孫輩，不遠千里“漂”至陌生大城市，為兒養兒。語言不通、文化差異、情感孤獨，最痛心是兒女的不理解，每天念叨“恨不得立刻離開”。“老漂族”的日益龐大成為大城市里的一道風景。

　　清晨6點多天蒙蒙亮，在安徽省合肥市南郡明珠小區內，59歲的肖金枝在給兒子媳婦做早餐，然后叫醒5歲的小孫女，幫助穿衣喂飯后，坐20分鐘的公交車送去幼兒園，這便是她一天洗衣打掃、帶孩子的異鄉生活的開始。

　　為了照顧孫女，肖阿姨和老伴從安慶潛山縣來到合肥市已有5年，對于家鄉的思念卻越來越濃，“看見路上有人說安慶話，就想湊上去聊兩句，經常會夢見家鄉的人和事。但兒子兒媳工作忙，我們走不開啊”。

　　許多老一代打工者仍在堅持。58歲的熊邦明來自重慶北碚區東陽鎮，給重慶一家花木公司打工已經有10年時間，老伴也和他一起住在這里。他指著住著的簡易板房對記者說，這是公司花3萬多元在橋洞里給工人建的。每戶一個屋子，他的屋子緊靠著洞口，可以看到外面的江邊。

　　家里的大米、蔬菜堆在床側，灰白的水泥墻、昏黃的燈光，除了床邊掛著的幾件衣服，屋里沒有鮮艷的顏色。

　　熊邦明已經連續3年沒有回家過年了，他有一個25歲的兒子，在廣東當廚師。他說，老家有4間房子，還有1畝多地，現在都給兄弟們照看了。城里的生活累一點，但還是挺好的。晚上5點半下班，吃完飯就去散散步。

　　熊邦明說，自己還沒有想過回家，現在干活掙錢，等老了干不動了再回家種田。記者問他還打算干幾年，他沉默了一會兒說：“10年。”

　　留守空巢與追逐自由

　　12歲的王冰，在河南省駐馬店市平輿縣一所寄宿制學校讀書。自從去年4月份匆匆見過爸爸一眼后，王冰已經快一年沒有見到父母了。王冰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在山東打工，家里只有他和奶奶。平輿縣是勞動力輸出大縣，大量農民外出務工導致留守兒童數量激增。

　　去年4月份，奶奶突然發病倒在地上，把12歲的王冰嚇得大哭，幸虧周圍鄰居幫忙，才將奶奶送到縣城醫院搶救治療。第二天，王冰抱著急忙從山東趕回來的爸爸大哭了很久，央求爸爸不要再出去打工了。“我不想讓爸爸再出去了，我害怕奶奶再病了。”王冰說，“我也想像家在縣城的同學一樣，放學就能回家和爸爸媽媽奶奶一起吃飯。”

　　除了農村留守者外，城市留守者也不鮮見。“現在不是常說‘剩男剩女’嗎？我覺得我們做父母的都是‘剩爸剩媽’了。”剛剛從浙江某政府機關退休的劉麗婭告訴半月談記者，自從兒子大學畢業后留在北京工作，老兩口就被“剩”下了。

　　“孩子不在家，老公工作常常外出，很多時候就我一個人在家里發呆，不知道該干什么。”劉麗婭告訴記者，為了關注孩子的一舉一動，她開始聊QQ，甚至患上了網絡依賴癥。

　　而子女們似乎對此有不同見解。剛從山東青島轉職到浙江杭州生活的劉嘉賓坦言，自己一個人過，還挺自由的。“在青島的時候跟父母一起住，父親是單位領導，總拿他的那一套訓人，經常發生意見沖突。現在偶爾打電話回家，父親倒反而會認真聽我在說什么了。我覺得這樣的距離感挺好。”

　　對傳統家庭說“不”的年輕人

　　在城市，新家庭形態越來越多，同時也正從開始的“異類”變成普通人可以直面、理解的范疇。在很多“80后”“90后”眼中，夫妻或者家庭可以直接被朋友、工作所取代，當下的年輕人更注重個人的體驗和感受。“現代人受傳統家庭觀念的束縛已經越來越少了。”

　　32歲的趙晗（化名）是一名“不婚族”。“父母總是認為要傳宗接代，但如今離婚率高企，結婚并不代表就能幸福，真正的幸福還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多年來，對于父母的各種“相親”“逼婚”，甚至要“斷絕父子關系”，趙晗無不一一將其拒絕，“現在父母開始尊重我的選擇”。

　　現代社會中，個人是家族的延續的概念正在淡化。已經35歲的辛潔和老公已經結婚9年了，但兩人至今還沒要孩子，反倒養了兩只貓一條狗，小日子過得十分愜意。辛潔說：“我們是決定好了要做丁克的，家里人開始也反對，但這終究還是我們的事情，也沒什么特別的原因，可能是我們兩個都不太喜歡小孩子吧。其實這大概就是所謂價值觀的差別，不過我覺得這并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關鍵還在于自己愿意過什么樣的生活。”

　　失獨父母的新家庭

　　68歲的熊淑萍起了個大早，匆匆趕去社區的會所。熊淑萍是星緣聯誼會的會長，每周二是固定的文藝活動日。“星緣聯誼會”是重慶市沙坪壩區為關懷“失獨父母”群體，而專門組織成立的一個民間團體，引導“失獨父母”走出失去子女的悲痛，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7點剛過，幾位擅長廚藝的會員就開始忙活起來。9點剛過，會員們陸續來到會所，還特意穿上了專門的演出服裝，開始載歌載舞。會員們臉上都掛著笑，彼此之間熟稔地打招呼、開玩笑，沒人看得出來他們都是失去獨生孩子的父母。然而，他們的內心，也只有相互傾訴時才能獲得一絲絲的慰藉。

　　熊淑萍也是一名失獨母親。13年前，年僅28歲的兒子因為發生意外離開人世，只剩下她和身患腎病的老伴相依為命。整整10年，熊淑萍常常夢見兒子，無法從喪子的悲痛中走出來，也拒絕和外人交流。“在星緣會，我們都是有同樣經歷的人，相信自己的孩子去世后變成天上的星星看著我們，我們得為了孩子好好活下去。”她說。

　　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很多“失獨父母”曾經只能默默地獨自舔舐自己內心的傷口。重慶星緣聯誼會、武漢連心家園聯誼會和上海星星港的“抱團取暖”模式逐漸獲得越來越多“失獨父母”的認可。

　　熊淑萍說，聯誼會定期有活動和聚會，大家都是同樣的失獨父母，傷心的事可以說，開心的事更可以說。尤其是逢年過節，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而不是獨自在家對著孩子的照片流淚，這樣才能重新燃起對生活的希望和熱情。“日子總要過下去，孩子不在了，我們更要替孩子好好活著。”她說。（記者 張鶯 張紫赟 劉巍巍 張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