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尋探高官盛產地

　　中國官場上曾有幾個地方較易升職，但去年年底，中央組織部明確提出了選人用人不以GDP論英雄。那么，現今到底哪些地方的官員更容易脫穎而出？

　　高官盛產地，一般俗稱為出干部的地方，那么，哪些地方出的干部多呢？據廉政瞭望記者統計，在十八大選出的205位中央委員里，有30個山東人，超過1/6；在國務院的所有的部委局行正職中，江蘇籍官員則以11人拔得頭籌；在31個省委書記中，河北籍的官員有6人，排名第一；在現任的省級政府一把手中，浙江籍官員以7人領跑；在各省級黨委常委中，人數最多則是山東的57人。

　　但絕不可認為，只有這些地方容易出干部。其實，官員的升遷，主要是由經歷，也就是成長地決定的，那么到底哪些地方的官員更容易脫穎而出呢？

　　“弱市”也可以出高官

　　自季建業被查后，南京市長一職空懸了近3個月，坊間也流傳過多個版本的候選人。終于，在去年12月26日的南京市第十五屆人大常委會上，身為管理學博士的江蘇省副省長繆瑞林成為南京市代市長，這名曾擔任過宿遷市委書記的官員再度引人關注。

　　宿遷是江蘇省最年輕的地級市，2012年GDP雖高達1516億元，但在江蘇卻是排名倒數。不過，自1996年建市以來，已卸任的4任市委書記中已有1名正省級和2名副省級。有人說，宿遷代表著“改革模式”，選擇帶領落后地區，靠“改革模式”突圍的官員，亦是一種任選官員的思路。

　　我們繼續以宿遷為例，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是宿遷第一任市委書記，曾有7個月的時間以江蘇省委常委的身份兼任宿遷市委書記；第二任的仇和因全國聞名的改革而鼎鼎有名，現任云南省委副書記；第三任張新實是因為到齡，轉任了蘇北發展協調小組副組長；繆瑞林在擔任宿遷第四任市委書記時，曾創造了江蘇當時省轄市中最年輕的市委書記記錄，未滿46歲。當然，現任宿遷市長王天琦也是個以改革而聞名的官員。

　　一個鮮為人知的小插曲則是，繆瑞林辭去江蘇副省長一職后，原江蘇省長助理、公安廳廳長王立科被任命為副省長，據簡歷顯示，他在2003到2004年間任錦州市公安局副局長。

　　大公網評論員方樂迪稱，和強市一樣，其實“弱市”照樣也能成為高官輸出的平臺，這恰恰反映了官員任用的兩種思路。如宿遷這類城市同樣也是適宜造就產生改革思想的溫床，突圍、改革與試驗是這類城市的關鍵詞。彼時，宿遷相對落后的經濟基礎，為主政者的改革思想“出線”創造了條件。宿遷官員的晉升本身就是對改革思維的一種重視。

　　位于安徽北部的亳州，經濟總量在全省排在十名開外，不過從2003年升格為地級市到去年年初，已經卸任的兩任市委書記邵國荷、方春明，先后出任該省省長助理和副省長。

　　“強市”繼續強勢

　　曾有人總結過，中國官場上曾有幾個地方較易升職，一是任團委書記；二是任深圳市委書記，張高麗、李鴻忠和黃麗滿都曾任此職并得到晉升，三就是任蘇州市委書記，作為經濟實力在江蘇排名第一的蘇州市，十年間貢獻了多位正部級高官，如王珉、陳德銘、梁保華、楊曉堂等。

　　不過對于蘇州現象，王珉在升遷為吉林省省長時曾公開反對，他認為“只能說是一種巧合”。而他評述為何蘇州主官頻調外省時說，“發達地區已經走過了一些落后地區即將要走的路，這些地方的領導干部提前經歷了改革發展的實踐過程，再到落后地方去工作，就可以把發達地區的發展經驗、發展理念帶到落后地方去，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彎路。”

　　和蘇州類似，襄陽作為湖北排名三甲的經濟強市，自2002年起，主政過該地的多名官員仕途走向也十分引人矚目，這里面包括了湖北省委常委、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湖北省副省長田承忠，武漢市長唐良智，他們均是在卸任襄陽市委書記后立即晉升為副省級。

　　有專家對廉政瞭望記者分析，襄陽官員的持續走強和湖北“一主兩副”的發展戰略有著密切關系，“一主”是武漢，“兩副”分別是GDP上2000億的襄陽和宜昌，三者組成“三駕馬車”來帶動全省發展。

　　當然，經濟強市本身就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出任這類城市主官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先天優勢。坐擁這類城市，主政官員容易出政績，其經濟基礎也提供了主官們發揮自己執政思路的空間。

　　溫州作為中國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蔣巨峰、李強、邵占維和陳德榮這前后4任市委書記也都晉升為省部級干部，最高職位分別是四川省省長、浙江省省長、杭州市市長和浙江省委常委。

　　在縣一級來看，排在全國百強縣前列的地方領導也常常被人高看一線。比如，昆山的連續6任市委書記都被提拔為正廳及以上干部，其中包括3個副省級。“你別看我們昆山是個縣級市，主要領導只要調出去，一般都是個正廳級實職。”昆山一名干部曾這樣總結。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國的干部選拔任用存在著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規律。建國初期，我國的干部多是“打天下”型的，從地域來源上看，以革命老區為主；利用計劃體制集中精力發展重工業時期，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出來的干部被派往全國“傳播火種”；而到了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今天，東部經濟社會發達地區先行先試的發展經驗受到高度關注。

　　邊疆地區受重視

　　東部干部受重視，但國家并沒有忽視西部。

　　去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西藏代表團審議時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加強干部隊伍建設，注重培養選拔優秀藏族干部和其他少數民族干部，發揮好援藏干部的作用。

　　胡錦濤過去在視察寧夏時也說過，對長期在艱苦地區工作的官員“格外關注”，對不圖虛名、踏實干事的官員“多加留意”，對埋頭苦干、打下基礎工作的官員“不能虧待”。

　　西藏是中國自然條件最艱苦的地區之一，如2004年底調任西藏黨委書記的楊傳堂，在履新不足一年后就因身體原因離任。

　　鳳凰周刊曾撰文稱，官員有了在西藏工作的履歷，在上升通道中的含金量往往會大幅提升。本刊梳理過往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簡歷，其中已產生了4位黨和國家領導人。

　　如繼任胡錦濤后的陳奎元，后任社科院黨組書記和全國政協副主席；郭金龍如今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之后的楊傳堂，現任交通部部長；楊傳堂之后的張慶黎，已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

　　此外，曾任西藏自治區常務副書記的胡春華在雪域高原工作長達20多年，現已進入中央政治局。胡春華于北大畢業后，謝絕了北京不少單位的優厚待遇，主動要求到西藏工作，顯示了過人的膽識和毅力。由于才能出眾，到西藏僅4年，他就被提拔為正處級官員。

　　同樣，曾任西藏自治區副書記的張學忠后來先后擔任過人事部部長、四川省委書記等職；曾任西藏自治區副書記的田聰明后來擔任了廣電總局局長、新華社社長等職。

　　在新疆，“三個不吃虧”（不讓綜合素質高的人吃虧，不讓干事的人吃虧，不讓老實人吃虧）也被作為選賢任能的導向。去年年底，張春賢對如何選賢任能提出要求，第一個就提到選人要突出政治堅強，提拔獎勵在反分裂斗爭中敢于站出來豁出去的干部。同時，也強調了著重選拔少數民族干部和年輕干部。

　　另外，本刊在去年還報道過，革命老區主政官員的仕途大部分均被看好，如江西在過去18年里的省委書記中就走出了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吳官正）、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孟建柱）和一位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陜西前兩任省委書記李建國和趙樂際也均晉升為政治局委員。

　　不過，并不是說只要有革命老區的主政經歷就一定能得到提拔，其實在任何地方為官，都只有通過實干和最終成效才能脫穎而出。

　　（本文統計資料來源于新華網人事頻道、鳳凰網政要資料庫等）

　　文_本刊記者舒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