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前夕，中央巡視組陸續公布了本輪巡視發現的問題。10個巡視點中，國家機關單位有4個，結果3個點(中儲糧、水利部、中國出版集團)被發現的問題與紀檢體制有關，存在“紀檢監察力量薄弱”、“基層腐敗案件多發”等問題。

　　今年8月，針對上海高院紀檢組副組長、監察室副主任倪政文嫖娼事件，有學者提出，法院紀檢監察人員本應是代表所在地的紀委，監督被派駐單位的違法違紀問題，結果反而伙同被監督單位人員違法違紀。

　　事實上，為讓紀檢派駐機構起到應有的作用，破解“同體監督”難題，2004年，中紀委將派駐機構的管理方式，由“雙重領導”改為“統一管理，直接領導”。這被視為紀檢監察體制的轉折點。到今年，這項改革已推行了9年。但專家學者們認為，改革的初衷并沒有達到。“派駐機構依然是‘同體監督’，沒有實質性改變。”有多年反腐敗研究經驗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任建明說。專家們寄希望于新一輪紀檢體制改革。

　　今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十八屆三中全會議程時指出，“要改革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加強反腐敗工作體制機制創新，完善紀委派駐機構統一管理，改進中央和省區市巡視制度。”

　　曾在江西某市一國企擔任紀委書記多年的王揚(化名)，雖然已經調離了紀檢系統，但他也注意到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提紀檢體制改革的消息，“期待新一輪改革，能真正激活派駐機構”。

　　【焦點1 成效】

　　紀委派駐監督成效如何？

　　“統一直管”后工資、福利仍在派駐單位領取，受其制約難以監督

　　2004年，從國家部委開始，紀檢體制進行“統一直管”改革，2006年覆蓋到省級地區，目前正在向縣市延伸。其最大突破，是從原來的受同級黨委、上級紀委“雙重領導”，改為由“上一級紀委統一管理，直接領導”。

　　以中紀委駐國家單位的紀檢組為例，改革后，紀檢監察人員的編制收歸中紀委和監察部，統一管理。但工資和福利待遇，仍在派駐單位領取。

　　“2004年改革后也沒多大變化。”曾在江西某市一國企擔任紀委書記多年的王揚(化名)說，“這9年，破獲了那么多貪腐大案，有幾起是同級黨委舉報的？”

　　不完全統計，近9年來，中紀委派駐的國家單位，發生了不下20起部級高官貪腐案件，如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案、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案、發改委原副主任劉鐵男案、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王益案、國資委主任蔣潔敏案、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案……

　　據媒體報道，鄭筱萸案發生后，中紀委一位官員在一次內部會議上“發火”，“在這些腐敗面前，我們的紀檢人員到哪去了？”

　　王揚說，改革前，表面上是“雙重領導”，實質是同級黨委主導，“因為人權、財權、物權，都在同級黨委手中。同級黨委掌握了政治生命和工資待遇，紀檢干部怎么去監督？就算不監督同級黨委，向下監督，也沒準因為牽涉到上面的人，受到干擾”。

　　改革后，上級紀委雖然收回了編制和人事任免權，但物權、財權仍然在同級黨委手中，而且，紀委書記、紀檢組長仍是同級黨委成員，仍歸同級黨委領導，“所以說，改革后還是事實上的同級黨委領導”。

　　長期關注反腐問題的專家李永忠總結說，“統一直管”后的紀檢派駐機構，是“半同體、半異體監督”。而紀檢機構真正發揮監督作用，必須采用類似于中央巡視制度這樣的“異體監督”模式，監督者不受被監督者領導。

　　湖南省紀委預防腐敗室副主任陸群對新京報記者說，多年紀檢工作經歷，他最大的困惑就是監督作用發揮不夠，“‘同體監督’的問題不解決、不改革，沒法監督”。

　　【焦點2 嘗試】

　　各地政策創新有何突破？

　　多地嘗試“大紀檢組”和“紀工委巡視監督”，人、財、物脫離派駐單位

　　陸群說，對比國家部委和省級地區，一些地方的“統一直管”改革，“更為大膽，更有突破”。

　　“統一直管”改革，最早開始于四川宜賓市南溪區。2007年11月，南溪區還是南溪縣，一舉撤銷了全部15個鄉鎮紀委，設立了4個受縣委、縣紀委直接領導的“片區紀委”，“分片包干”全縣鄉鎮。“片區紀委”不受鄉鎮黨委領導。

　　這一改革模式因破解了紀委受制于同級黨委的“同體監督”難題，實現了基層紀委垂直領導，一度成為全國學習的“樣板”。但因不符合《黨章》規定，鄉鎮紀委應當在鄉鎮黨委和縣級紀委雙重領導下，去年被叫停，所撤的鄉鎮紀委現已全部恢復。

　　但同類的改革，仍在多個省份繼續，形成了“大紀檢組”和“紀工委巡視監督”兩種模式。

　　以三門峽市為例，“大紀檢組”模式撤銷原有的“一對一”派駐紀檢組，成立了10個大紀檢組，分片負責全市63個設黨組的部門。

　　以湖北房縣、孝昌縣為例，“紀工委巡視監督”模式也是撤銷原有的縣直單位的派駐紀檢組，代之以4個紀工委監察分局，也是劃片監督各縣直單位。

　　跟南溪模式相同，兩種模式都實現了縣紀委垂直領導，而且人、財、物也就是工資、福利待遇，都由縣紀委承擔。

　　“從2009年改革到現在，3年來，紀工委監察分局查處案件數量是改革前3年總數的3倍。”孝昌縣紀委分管派駐機構的負責人對新京報記者說，最大變化就是“大家都知道紀委動真格的，工作好開展了，派出機構的話語權也大了”。

　　房縣也于2009年啟動了“紀工委巡視監督”。該縣紀委相關負責人說，“統一直管”使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在提升。

　　湖南也推行了類似于房縣、孝昌縣的“紀工委監察局巡查模式”改革。“總體上效果不錯。”陸群說，“但面臨兩個問題，一是紀檢監察干部隊伍急劇擴大，另一個就是對派駐人員的監督成了新的難題”。

　　任建明認為，地方“大紀檢組”模式和“紀工委監察局巡查模式”只撼動了“冰山一角”，縣紀委只可向下行使監督權，并不能監督同級縣委，沒有真正形成“異體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