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拿不到回扣，就沒有動力去推，這是導致集中采購招標屢屢落空的重要因素。專家直言：“凡是招標中標的產品，基本都死定了。”

　　“我國濫用心臟支架的問題不容樂觀。國外很少有病人需要3個以上支架，可國內不少病人被放了5-10個支架，這是明顯的過度醫療。”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主任委員、中國醫師協會心血管內科醫師分會會長胡大一教授曾以此為例，公開炮轟醫療器械領域的過度醫療。

　　近年來，醫院濫用醫療耗材的亂象頻發，產品從生產企業進入各家醫院，價格經過層層加碼導致虛高，嚴重侵犯了患者的利益。

　　上海一家中小型醫療器械公司的總經理毫不諱言醫療器械行業的暴利現狀，稱“現在做醫療器械生意，簡直像是合法地賣‘毒品’”。

　　暴利背后是隱秘而復雜的利益關系。一份業內廣為流傳的報告顯示，在中間流通環節，即高值醫用耗材從出廠(或進口)到醫療機構銷售給患者，平均加價2-3倍，有些產品甚至多達十幾倍。

　　一位衛生政策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直截了當地指出，醫院和生產企業之間已經構成一條灰色利益鏈，“企業定價越高，醫生為了獲得更多利益，就越愿意推薦這個產品。產品賣得好，醫院和企業都得利”。

　　然而，市場對這類醫用耗材有著剛性的需求，供需的不平衡和信息的不對稱，不僅導致患者缺乏話語權，有時就連醫院在采購時也難有議價能力。因此，醫用耗材特別是高值耗材，不但有“銷售的壟斷性”，也存在“消費的被動性”。

　　高值耗材的濫用沖動

　　一提到治療心梗，人們自然而然地想到最為常見的高值醫療耗材——心臟支架，但很少有患者了解臨床上該植入多少個支架才合適，最為常見的耗材濫用也就出現在心臟支架上。在北京、濟南、成都等各地，都出現過患者該放一個支架，卻植入了三個、五個甚至十來個支架的濫用案例，也有本不適植入者被勸服放入支架的情況。

　　上海地區的一位王姓患者就告訴記者，本身患有嚴重心臟病的他經過多個醫生三番五次的勸導，最終于2009年裝上了某知名外資企業的心臟支架。

　　“這類支架平均兩三年就要更換一次以保證作用，而每次更換動輒都是三五萬元的費用。然而，此后得到的實際效果卻并不明顯，這讓當時迷信醫囑的我們非常驚訝。”王先生告訴記者，幾經輾轉求醫才被一些醫務工作者告知，其本身的情況并不適合安裝心臟支架。“這典型就是過度醫療驅動所致。”

　　支架濫用，促使國內心臟手術市場增速驚人。據統計，2000年我國心臟介入手術的數量是2萬例，到2011年達到了40.8萬例，增長了二十多倍。對冠心病患者，國際上放支架和做搭橋手術的比例是7：1到8：1，在中國則高達12：1。

　　此外，心臟內科醫療器械過度使用的案例近年來屢屢見諸報端。今年5月，四川綿陽市人民醫院超聲科前主任蘭越峰就因舉報其所在的醫院出于利益驅動，向無需安裝心臟起搏器的病人“游說勸導”其使用而被醫院停職待崗。

　　價格虛高與利益鏈條

　　上述濫用案例的背后，是每多在病人身體內安裝一副心臟支架，這個利益鏈條上的相應環節都會各自按照比例獲得豐厚的回報。

　　一部分費用，是給醫生的“公關費”。據業內數據顯示：國產支架出廠價一般為3000元，賣到醫院價格漲到1.2萬元；進口支架到岸價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就上漲到近2萬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醫生坦言：“賣出一個支架，醫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這意味著，每給病人放一個進口支架，醫生至少能拿到2000元以上回扣，這是造成支架用量越來越大的主要原因。

　　除了心臟支架，“一臺美國品牌的彩色血流圖成像系統以98萬元賣給醫院，其中給予院長的回扣可能就達10萬元；而一臺價值160多萬元韓國產的三維多功能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反饋給院長的感謝費就高達30萬元。”上述醫生還向記者透露道。

　　而另一部分費用，則用在了需要層層打通的流通環節上。和藥品銷售一樣，醫療器械的中間加價現象頗為嚴重。

　　一般來說，一款高值耗材從生產廠家出來再到某家醫院，要經過一級代理、大區代理、省級代理等多個層級，每一次轉手的加價約有30%的利潤可賺，而價格越高的產品，加價后的獲利也更大。

　　廣東省物價局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在所有接受調查的醫院中，89%的醫院主要從批發企業購進醫用耗材，11%的醫院分別從批發企業和生產企業同時購進。絕大部分醫用耗材都要經過批發商這一中間環節。而另一方面，流通領域的加價率和加價幅度都缺乏有效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