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一些網絡“流行語”出自某些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之口，比如“俯臥撐”、“躲貓貓”、“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某地方政府大樓被質疑過于奢華，當地政府新聞辦公室回應稱“為的是方便服務群眾，為群眾提供一站式服務”，此后卻被曝群眾“門難進”，甚至禁止拍照；網民吐槽到某省旅游屢次“被坑”，該省旅游局發言人回應稱“有批評聲很正常，游客永遠都是嫌價格貴的”；某地一公職人員被曝“赴澳門豪賭”并經證實，而當地政府曾第一時間回應稱舉報不實……

　　“在一些事件中，如果相關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要么言辭怠慢、糊弄群眾，要么言之鑿鑿、妄下定論，都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政府威信會受到傷害。”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

　　竹立家認為，政府部門的新聞發言人承擔政府公共職能，在代表政府部門與社會公眾直接交流時，其個人言論失謹失信、出現硬傷，更可能牽動敏感神經，導致矛盾激化。

　　在2003年抗擊非典的成功實踐后，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加速發展，成為政府部門發布權威聲音的重要平臺。本刊記者近日采訪的多位專家學者、政府官員表示，在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政府新聞發言人的專項職能不可或缺，而一些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履職水平尚不能適應需求。特別是，有些政府機關“一言堂”的話語權格局，令新聞發言人面臨“難言之隱”，成為當前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面臨的一個難題。

　　不發言發空言亂發言

　　近年來，隨著社會突發事件的增多，公眾對于及時、準確的權威信息需求迅速增長。2003年后，我國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對健全新聞發布機制、新聞發言人制度、加強政府危機處理能力和推進政府信息公開等方面提出具體要求，直接推動了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

　　在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張晉升、湖南省網宣辦副主任賀弘聯等多位受訪人士看來，盡管新聞發言人制度已在全國“遍地開花”，形成了基本框架，這是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現在存在的問題是，一些部門新聞發言人履職表現還有明顯的提升空間。

　　一是不發言。認為不必交代太多、說太多就可能犯錯，出現一再錯過發布有效信息時機的遺憾；對一些負面影響大、牽涉原則性問題的新聞報道，一味地封堵信息；內部聯動不順暢，對公眾質詢反應滯后。

　　二是發空言。偏重常規新聞發布，忽視網絡與新媒體新聞發布；慣于講口號性、概念性內容，缺乏核心信息。一些發言人話語體系過于陳舊，貼近性不足，有的甚至出現雷人雷語。

　　三是亂發言。有的對真實情況缺乏了解便匆匆表態，權威性不夠、準確性不夠；了解輿情的人不了解信息，了解信息的人卻不掌握輿情，容易處于被輿論“撕咬”的狀態。

　　受訪人士認為，一些地方新聞發言人制度懸空、相關人員被動履職，這樣會給民眾留下負面印象，對政府公信力傷害更大。

　　張晉升表示，“不發言”往往會造成正式傳播渠道的缺位、非正式傳播渠道的活躍，容易讓公眾產生猜測或小道消息散播；“發空言”缺乏重點、言之無物，“認認真真走過場”會引起媒體和公眾反感，質疑政府誠意；“亂發言”或前后矛盾、或蓄意隱瞞，則直接影響政府公信力和權威性。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范以錦認為，信息不完全、不真實，通常是謠言產生并傳播的“溫床”，而謠言又極易引發公眾不滿，甚至激化社會矛盾。這樣一來，新聞發言人無形中成了掩蓋真相甚至傳播謠言的“助推器”，其負面后果應引起高度重視。

　　“發言人”變“難言人”

　　本刊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政府新聞發言人的“難言”之隱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新聞發言的新聞等專業化素養需要提高。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支庭榮分析說，相當多的政府部門發言人由部門副職兼任，他們身兼公職忙于公務，沒有充裕時間提高新聞職業素養和與媒體溝通能力，在新聞發言履職時往往被詬病“居高臨下、行政命令、慣性思維、脫離群眾、越權發揮、加入個人情緒”，顯得不夠專業。

　　另一方面，一些新聞發言人缺乏預先預判和策劃意識，第一時間了解最真實信息、充分研判輿論走向、提前設置新聞議程、制定危機處理方式應對方案等專業流程落實程度還不夠高。

　　二是對網絡輿論動態研究不透。賀弘聯認為，當前政府部門新聞發言與網絡輿情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網絡給予了相關部門民眾意見的即時反饋。一個好的政府新聞發言人，不僅要隨時掌握新聞動態，還要在社會層面對新聞的態度中總結把握社會輿論動向。

　　“有些新聞發言人并沒有意識到，網絡并不是虛擬社會。事實證明，有些事件并不是關了電腦就沒事了，互聯網把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同時呈現，應該被政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賀弘聯說。

　　三是基層政府新聞發言人力量不適應需求。賀弘聯認為，近來引起輿論廣泛關注的新聞事件呈現“從東部往西部發展、從發達城市向基層下沉”態勢，要應對輿論發言的人越來越基層化，但這些地區基本沒有專業的新聞發言人，應對能力捉襟見肘。目前，互聯網的社會動員能力與基層干部的應對能力“賽跑”，對社會輿論走向構成較大影響。

　　更進一步講，新聞發言人的作用發揮也受到當前干部生態的影響。“如果沒有一把手同意，發言人不敢說；如果真的有問題，發言人很難有底氣。”范以錦坦言。

　　有學者稱，從以往有些案例就可以看出政府新聞發言人的尷尬處境：既要滿足上級，又不能得罪老百姓，是“風箱中的老鼠”，兩頭受氣。

　　本刊記者采訪了解到，當前各級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在履行職責時，普遍受到行政角色影響，往往在權衡中作出無奈的現實選擇，即僅遵從部門首長的旨意，這樣很難把政府部門的公共關系維護工作真正做到位。

　　天津市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張寶義認為，現實中一些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作用是“外圍滅火”，有時候甚至成了替部門和替部門的某個人“捂蓋子”的工具。應對突發事件時，仍存在內部消化、“家丑不可外揚”的慣性思維，對民眾的接受程度考量不足。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評議與輿論引導研究中心主任唐遠清認為，新聞發言人應當是一個部門新聞公開的重要制度，是信息公開的重要環節。但如果這個部門內部決策體系沒有形成，制度本身就難達到理想狀態。同時，新聞發言人職能也會發生異化，在考慮保住自己職務的情況下，成為部門和領導的“喉舌”。

　　暨南大學輿情研究中心副主任麥尚文說，現行制度安排中，新聞發言人的自由表達度不大、深陷“身份焦慮”。發言人變身“代言人”，特別是成為某種利益的“代言機器”，在一些突發事件的應對與處置中，這種代言方式遲早會“現出原形”，被輿論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