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2013年第25期封面報道

　　我不希望上帝知道我是誰

　　直到SU150航班起飛時，可能被斯諾登預訂的17A仍然是空位。北京時間6月24日18時05分，這架俄羅斯航空班機滿載著失望的記者飛往哈瓦那，留下一個個新的謎團。

　　那樣的情景在好萊塢片里我們已經看得太眼熟，確實，在過去半個月里，圍繞泄密者斯諾登的一幕幕大戲，正按既定腳本輪番上演著。他將美國的“棱鏡”網絡監控計劃和盤托出，引發了全球對美國監控手段的口誅筆伐以及有關公眾道義的激烈爭論。

　　有人稱斯諾登為英雄，因為他揭露了美國政府侵害隱私、破壞網絡自由和基本人權的秘密；還有人將他視為叛徒和國家公敵，因為他為了自己的虛榮或所謂正義感而損害了國家利益。即使是在美國本土，斯諾登也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人物——據最新一項民意調查，31%的受訪美國人認為斯諾登是愛國者，而只有23%的受訪者視他為叛徒。

　　30歲的斯諾登注定將成為“國家利益”和“公民隱私”之間矛盾的最具沖擊力的傳奇個案。

　　事實上，從古至今，無論哪朝哪代政府都或多或少采取過監控公民的措施。而這些監控行為一旦曝光，大都會引發關于“政務機密”和“公民隱私”之間關系的廣泛討論。

　　為了國家安全而進行的秘密監控是否應該公之于眾？在反恐監控和保護公民隱私上，如何做到更符合民主性要求的平衡？

　　對于這些問題，斯諾登已經替很多人做出了回答。“我不希望上帝知道我是誰。”他在互聯網上寫下這樣一句話。(蘇慶先)

　　監控，各國都是狠角色

　　斯諾登踢爆棱鏡門，隨著美式監聽成為全球輿論關注的焦點，其他國家的一些監控項目也逐漸浮出水面。

　　記者｜邵樂韻

　　“你早已這樣生活了：你發出的每一個聲音，都是有人聽到的，你的每一個動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細觀察的。”難怪《1984》在亞馬遜上的銷量猛增了70倍，英國作家喬治·奧維爾在64年前寫的話，因為“棱鏡”項目的曝光，顯得那么富有前瞻性和警惕性。

　　“我們是否生活在1984中？”美國人不由得拿自己與小說主人公溫斯頓進行比照。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反恐部門對內忙不迭解釋，監控系統是為了確保公共安全，并非要偷窺本國民眾的隱私。

　　但像愛德華·斯諾登這樣的自由主義者相信：透明與個人隱私才是自由社會的基石，保密與監督是暴政的大門。

　　實際上，斯諾登披露的“勁爆”消息并不算驚人。“國家監控”不是突如其來的概念，很多人心知肚明。只不過想象這類事情發生，和明明白白地知道這類事情確實在發生完全是兩碼事。

　　鐘擺向右

　　在《1984》的大洋國，黨和國家的領袖“老大哥”通過無孔不入的“電子屏幕”，時刻監控著黨員和人民的一舉一動：

　　“電幕能夠同時接收和放送。溫斯頓發出的任何聲音，只要比極低聲的細語大一點，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塊金屬板的視野之內，除了能聽到他的聲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動。當然，沒有辦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時間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監視著。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經常，或者根據什么安排在接收某個人的線路，那你就只能猜測了。甚至可以想象，他們對每個人都是從頭到尾一直在監視著的。反正不論什么時候，只要他們高興，他們都可以接上你的線路。”

　　極權統治下的“電幕”監控讀來令人不寒而栗。現實生活中，棱鏡項目的用途是維護公共安全而非監控思想，但也不免給人造成一種感覺：電腦和手機組成的電幕后，總有一雙眼睛正盯著你。斯諾登把機密文件披露給《衛報》和《華盛頓郵報》時就說：“在桌前，只要我有一個私人郵箱，我有權竊聽任何人，不管是你，你的會計，還是聯邦法官，甚至總統。”

　　在大數據的汪洋里，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豈不是人人成了裸泳者？奧巴馬向國民澄清，棱鏡項目只局限用于反恐、武器擴散、網絡黑客或網絡攻擊，適用于外國實體，而不是美國公民，且需要經過外國情報監視法庭(FISA)的批準。他打了個比方，公共安全局(NSA)所做的事情像一個送信的郵差，知道信件往來的方向，但非必要情況下不會去拆讀里面的內容。

　　崇尚個人自由的美國人是否買賬？美國獨立數據機構皮尤中心6月10日公布的民調結果多少出人意料：56%的美國公民表示，可以接受國安局為反恐跟蹤對百萬美國人進行電話記錄監控，41%的人表示反對；45%的受訪者表示，若政府的數據秘密收集項目真能阻止另一次類似“9·11”的恐怖襲擊，那政府就應該進一步加大對民眾網絡活動的監控。

　　另外，49%的人認為斯諾登的行為符合公共利益，44%的人認為其做法傷害了公共利益；54%的人認為美國政府應該追究斯諾登的刑事責任，認為不該追究的竟占了38%。

　　誠然，美國在立國之初就對公民的個人隱私和個人通訊做出了明確規定并加以保護，但公共安全和個人隱私的界限從來不是涇渭分明，倒像是一只左右晃動的鐘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尋找平衡點。

　　“每當美國發生大事，比如珍珠港遇襲，或遭遇9·11恐怖襲擊，政府決策的鐘擺就劇烈擺向右邊，傾向于為了公共安全犧牲個人隱私；而隨著時間推進，公共安全環境好轉，鐘擺又會擺向左邊，以尊重個人利益為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師、國際問題專家張軍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說，“棱鏡門如果發生在9·11以前，一定會引起社會嘩然；但現在半數以上的美國人認為可以接受監控，主要是對恐怖主義感同身受，加上不久前才發生波士頓爆炸案，所以民眾態度很微妙。”

　　最明顯的對比是9·11前后美國在飛機安檢上的措施變化，對于脫鞋、搜身、X光透視安檢等種種不便甚至咄咄逼人的措施，乘客哪怕有所抱怨，最后仍然默默接受了。至于2003年小布什政府推出《愛國者法案》，很大程度上顛覆了人民對隱私的期待，反對者痛心于民權讓位愛國，卻還是在國會得到高票通過。

　　“如果說棱鏡事件有積極的一面，就是把原本蒙在鼓里的事情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讓全民公開辯論公共安全和個人隱私的平衡點。”張軍說。斯諾登的泄密讓人們看到了在大數據時代公民權與政府之間的真實關系。政府加強反恐力度以捍衛公共安全沒有錯，但民眾不能接受政府機構以“愛國主義”的旗號扮演“老大哥”的角色。“對于監控項目，第一，老百姓要有知情權；第二，要有監督制衡體系確保權力不被濫用。”

　　對此，奧巴馬宣稱，正計劃與美國自由派及人權組織人士展開公開對話，成立范圍廣泛的監督委員會，調查監視項目可能侵犯隱私的問題。

　　監督機制放水？

　　雖然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對監控行為表示理解，但CNN的民意調查表明，奧巴馬的最新支持率還是下降了8個百分點，為45%。這是自2011年11月以來的第一次絕大部分美國人不看好奧巴馬。

　　張軍分析，民眾對奧巴馬的支持下降不是針對棱鏡門，而是感覺他在最近一系列丑聞上的應對不得力，包括國稅局丑聞、司法部擅取美聯社記者通話記錄、對班加西事件的處理等。

　　美國政治觀察者杜劍鋒也認為，奧巴馬不會因為棱鏡事件遇到大麻煩。“英國媒體曝料的消息想要被證實，需要經過美國國會的聽證調查，過程很復雜。在其他幾項丑聞中，司法部長已經被證明說謊，但是還想辦法遮掩嘴硬，一個司法部長尚不能被怎樣，何況是總統。”

　　張軍分析，此次奧巴馬的境遇不同于水門事件中的尼克松，也不同于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監視項目的發起人之一)。奧巴馬的底氣來自三個方面：一、水門事件中的竊聽行為是為了尼克松的個人利益，棱鏡項目的行為符合國家與民眾的利益；二、公共安全局的數據收集項目擁有標準化的制衡系統，防止權力濫用；三、監控項目確實挫敗了幾起恐怖預謀。

　　在奧巴馬所說的制衡系統中，把關者是“外國情報監視法庭”(FISC)。FISC是根據1978年通過的美國“外國情報監視法案”(FISA)而專門設立的秘密法庭，根據該法案，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和公共安全局(NSA)等情報機構只有得到FISC的授權后才能展開相應監視行動。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負責對該法庭是否有非法收集情報的行為進行審查。

　　按照奧巴馬的說法，在情報部門的整體執行過程中，沒有撇開國家機構的任一分支，沒有隱瞞在野黨，沒有在無平衡、無監督的情況下進行。

　　然而斯諾登甩出的絕密文件很快駁了總統的面子。6月21日，英國《衛報》披露的文件顯示，監督機制并不像奧巴馬所說的那樣嚴格——FISC曾簽署命令，允許NSA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使用從美國國內通訊中收集到的數據；美國國安局的監聽行為也并非僅僅針對“外國人”，很多情況下國安局還監聽并保留了大量美國本土公民的電話與郵件記錄。

　　根據《衛報》報道，國安局被賦予的權力如下：1、可以保存至少5年包含美國公民個人信息的監聽數據。2、如果“無意間獲取”的美國國內的通訊記錄被加密了，或者包含任何被認為蘊含犯罪信息、威脅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信息、危害網絡安全的信息，這些通訊記錄就可以被國安局利用。3、律師和委托人的保密通訊中如果包含“外國情報信息”，這些通訊便會被保存。4、獲取“位于美國”服務器的外國網絡通訊內容，以便如果監聽目標來到美國可以進一步監控。

　　與此同時，國安局受到的約束卻很小。美國國安局內部的分析師便擁有自主決定需要監聽哪些外國情報的權力，而并不需要得到法庭或者上級的同意。只有一小部分的監聽行為被一個內部的審計小組所評估。美國國安局可根據所獲得的合理信息，包括IP地址、監聽對象的言論，以及國安局內部資料庫的信息，“自行確定監聽對象是否非美國公民”。如果沒有該人士的具體地點的信息，國安局的分析師可以“自行假定”該人士非美國公民。

　　根據美國《外國情報監視法(修正案)》，監聽美國公民或者美國國內外國民眾則需要額外的授權。但實施上，這一授權十分粗陋，有的根本沒有詳細的法律規定或解釋。《衛報》稱，在獲得的命令中，某份簽署于2010年的FISA法庭命令只有一段話。這段話只是直白地宣稱司法部長代表公共安全局提交的監視流程符合美國法律和憲法第四修正案，而沒有任何司法解釋。

　　對于NSA的反恐效力，美國聯邦調查局副局長肖恩·喬伊斯在聽證會上列舉了4起依靠監聽被阻止的恐怖襲擊案件，其中包括2009年未遂的紐約地鐵炸彈襲擊。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美軍網絡司令部司令基思·亞歷山大也表示，“自‘9·11’事件發生以來，通過這些監視項目，我們已成功阻止了50起可能的恐怖襲擊，但具體細節就不方便公開來講了，因為如果我把這些說出去，恐怖分子就會知道我們怎么追蹤他們。”

　　然而，CNN公共安全分析師、新美國基金會國家安全研究計劃負責人彼得·伯根(Peter Bergen)反駁稱，新美國基金調查了自9·11以來有關圣戰組織恐怖分子的法庭記錄和媒體報道，發現在挫敗恐怖襲擊的過程中，發揮最主要作用的仍然是傳統的合法手段。也就是說，NSA的監聽項目是缺乏說服力的大范圍“釣魚”項目。

　　“所以在質疑者看來，僅僅公布四個案例是不夠的，也不能總是以國家機密為理由搪塞質詢，公眾需要更多的例證，來判斷他們所做出的犧牲是否值得。”張軍說。

　　棱鏡效應擴散

　　斯諾登踢爆棱鏡門，隨著美式監聽成為全球輿論關注的焦點，其他國家的一些監控項目也逐漸浮出水面。

　　“這不僅是美國的問題。英國在這場斗爭中也在扮演狠角色，政府通信總局的作為甚至比美國還惡劣。”斯諾登對英國《衛報》說。據報道，GCHQ在過去一年半的時間里，對多條承擔國際電話和互聯網信號的光纜系統進行秘密監控，不但攔截和存儲了海量的私人通話、電郵、瀏覽記錄等數據，還與美國國家安全局彼此共享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政府通信總局可對從光纖獲得的海量數據儲存30天并進行分析。這一行動的代號為“Tempora”，已開展了約18個月。監控光纖的技術能力使得英國政府通信總局成為情報界的超級力量。該機構的互聯網監控能力是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五大監視竊聽聯盟成員中最強的。

　　Tempora事件曝光后，英國相關部門的辯解與美國情報部門的說法何其相似：這些數據收集都有監管機制，它們中的許多信息對及時發現和防范重大犯罪頗有功勞。難怪英國廣播公司(BBC)在《棱鏡門事件告訴了我們什么》一文中吐槽：政府在此時一般采取的解釋都會是“反恐怖行動”。

　　“為何德國政府對應當警惕的(美國監控)事件反應如此冷靜？可能是因為對這類事件見怪不怪了？因為德國人欣賞棱鏡計劃賦予美國人的能力？或者因為我們這位來自大西洋另一邊的朋友更容易與我們分享他們的情報？”看到本國政府的平靜反應，《明鏡周刊》尖銳發問。在德國，民眾對數據保護的意識強烈甚于世界其他任何國家。

　　“德國其實也想監控，并且正在實施類似的計劃。”《明鏡周刊》繼續披露，德國聯邦情報局將在未來5年內投入1億歐元加強對互聯網的監控。目前，德國政府已批準首筆500萬歐元用于名為“技術成長計劃”的項目。

　　德國聯邦情報局將用這筆資金擴大“技術偵查”部規模，增加約100名工作人員，并提高計算能力和服務器性能。聯邦情報局由此將可以像美國“棱鏡”計劃一樣，更加全面地監視德國跨境數據交流。

　　不同的是，德國聯邦情報局目前并不儲存所有互聯網數據，而只是對相關通信進行篩選，檢查可疑信息。根據德國《限制信件、郵件和通信秘密法》，德國情報部門可以內容可疑為由，最高被允許檢查德國與外國之間20%的通信內容。

　　德國內政部強調德國網上監控的正當性，稱德國必須通過新的法律和技術手段，防止對犯罪分子通信監控的失控。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強調：“雖然我們都意識到了信息收集工作的重要性，但是關于‘適度性’的討論永遠都是重要的，因為使民眾感受到安全是自由民主體制的基石。”

　　棱鏡余波在印度同樣激起探討。2011年，印度正式運行中央監控系統(CMS)，但公眾對這一系統一直沒有很深的了解，政府也很少透露CMS的運作程序以及如何確保這一系統不被濫用。

　　今年4月，印度政府地將CMS的監管范圍擴展至各州，最終實現無漏洞監管全國9億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用戶以及1.2億互聯網用戶。“公共安全非常重要。所有國家都有這些監視項目。”印度電信部一位高級官員說。

　　但民眾焦慮的是，該監視項目允許安全部門甚至稅務部門在未經法院或國會監督的情況下，直接監視民眾的電子郵件和監聽電話。“繞過法院真的非常危險，能輕易被濫用。”德里大學的人權教師辛哈表示。

　　人權觀察組織的互聯網分析師辛西婭對媒體表示，如果印度不想以集權統治的形象示人，就有必要推動監控行為的透明化，如告知民眾哪些人有權收集數據、哪些數據可被收集、使用數據的范圍和途徑以及該采取哪些措施來保護隱私權等。

　　在虛擬的世界里，競爭、合作、利益、道德審判和國家間的政治關系交雜在一起，顯現出今日中美網絡暗戰的復雜與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