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歲的林風正對著鏡子刮胡子，他說，這樣才能讓自己更有精神。母親何玉蓮坐在一旁，顯得有些憂心。 圖/記者王歡

　　據中國周刊報道，因戶籍限制，一名叫做張圖的孩子無法在北京高考。在具有美國國籍的母親幫助下，張圖能以美國公民身份參加“美國高考”。更奇妙的是，根據政策，外國僑民可直接參加高考且能加10分，張圖拿了美國國籍反而能在北京高考了。不過，這個“逆襲”故事，非京籍少年林風難以復制。為了高考，他和母親曾往返于老家四川和北京之間，結果兩頭落空，徹底失去2013年的高考機會。

　　離高考只剩半個月。對北京房山區琉璃河中學高三學生林風來說，高考很近又很遠。

　　他生于北京、長于北京、學于北京，但因為不是北京戶口，按政策不能在北京參加高考。

　　進入5月，林風依然有時間在學校旁閑逛，偶爾會遇到幾個來此培訓英語的同班同學。

　　不過，除了說“加油”，他想不到別的話來化解“尷尬”。一般聊不了兩分鐘，同學們匆匆趕往教室，他也匆匆離開。

　　在班里，林風坐在最后一排，老師從不對他提問。身邊的同學復習得熱火朝天，他卻無所事事。

　　他一度感覺很痛苦，害怕被“拋棄”。正因如此，一直以來，他每天都按時上下課，從不遲到早退，甚至比要參加高考的同學還聽話。

　　他的目標，是2014年的高職考試。他說，這是他和家人努力三年之后的結果。這個結果，不是他想要的，但是他一直“盡量讓事情往好的方面發展”，而且他相信：付出終究會有回報。

　　雖然豁達，但林風說，他不想太多人知道自己的近況，不想成為“那個別人認為可憐的人”。因此，一個月前，他把手機號換掉了。

　　外鄉人

　　雖然生于北京、長于北京、學于北京，但因為不是北京戶口，林風成了外鄉人，按政策，他不能在北京參加高考。等待高中開學的日子里，整個家庭都陷入煎熬中，誰都不愿意先捅破那層窗戶紙。

　　為兒子林風高考的事，北京房山區良鄉居民何玉蓮和丈夫林和平一直“同仇敵愾”，表示“家庭做再大的犧牲也無所謂”。

　　不過，兩個多月前，兩口子第一次為此鬧了不愉快。

　　何玉蓮記得，那是3月2日，她又去有關部門反映情況，被帶到了派出所，還通知了在北京市某機關單位工作的林和平。

　　林和平覺得，何玉蓮太“死心眼”，不打算“跟她一起鬧下去了”，把她“接”回了家。

　　那天晚上，兩口子都拉著臉，沒說話。林風在臥室打游戲，他探出頭，看了看父母，嘆口氣，又把門帶上了。

　　何玉蓮老家在四川廣元。1980年代末，鎮上有人散發小卡片，稱北京的工廠招人，她把小卡片往兜里一揣，收拾好行李就出門了。

　　“父母到后來都很恨我，因為沒跟他們打招呼。”何玉蓮說。這種“認準了誰也攔不了”的性格因子，早在她的少女時代就有了。

　　1989年，16歲的何玉蓮來到北京。她在一家旅行社打工，跟一名北京男子相識，談起了戀愛。

　　7年之后，林風在北京豐臺區一家醫院出生。何玉蓮卻因非京戶口被丈夫一家嫌棄。兒子一個多月時，她跟丈夫分開了。

　　兒子林風隨了她的籍，成了真正意義上“北京出生長大、卻沒有北京戶口”的所謂“外鄉人”。

　　后來，何玉蓮與林和平結婚，林雖是北京戶口，但對解決林風的戶口問題，起不到任何幫助。

　　何玉蓮說她“心里有愧”，自己省吃儉用都要把最好的東西留給兒子——幼兒園、小學和初中，林風都是上的當地最好的學校，兒子也爭氣，直到初中畢業，成績都是班級里的佼佼者。

　　林風說，他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具體因為一個什么事情知道的，已經忘記了。但還記得那種感覺，就覺得，自己被騙了。”

　　他上網搜索跟戶口有關的信息，隨后“有些目瞪口呆”，“像我這樣的，叫隨遷子女，沒有北京戶口就不能在北京參加中高考。”

　　初三時，班主任老師告訴他，“你以后可能要回老家參加高考”。出于禮貌，他謝謝了老師的提醒，但沒打算把這個事情跟家里說。

　　何玉蓮也清楚這個事實。她也沒跟兒子主動說起，也不知道兒子是否已經知道，但她發現，“兒子變了”。

　　“他成績開始下降，回到家不理人，容易生氣，不吃我和他爸做的飯菜。”

　　林風在北京順利參加了中考，因為他滿足“有街道辦事處或鄉鎮人民政府開具的父母一方為北京市正式常住戶口證明的考生”等9項條件中的1項。

　　然而，在等待高中開學的日子里，對于整個家庭而言，都是痛苦煎熬的——林風和何玉蓮，誰都不愿意先捅破那層窗戶紙。

　　最終，林風跟何玉蓮說，為了高考更順利，不如回老家吧。他告訴父母，他其實早就知道那個事實。

　　何玉蓮說，她當時幾乎痛哭出聲。

　　掙扎

　　“老家”，對林風而言，只是一個春節回去過的陌生地方。在四川的經歷不堪回首，母子倆猶如打了敗仗，又回了北京。然而，由于兩地教材不一樣，林風又面臨新的困難。學校的第一次小考，他考了全班倒數第一。

　　無論如何，他們的新生活開始了。

　　林風入讀于廣元一所普通高中，何玉蓮則在學校旁租了一個月租500元的兩居室，開始照顧兒子上學。丈夫則留在北京，用1300元左右的月薪養家。

　　“異鄉”的求學路并不順利。

　　開學之初是軍訓，林風聽不懂教官的四川話，教官讓他出列，他沒聽明白，旁邊的同學急出了汗，不斷用普通話翻譯，他才明白過來。

　　任課老師也大部分用方言或者帶方言的普通話上課，林風經常一知半解，成績直線下降。

　　更糟糕的是，由于習慣了北京的生活，林風對四川的氣候和飲食都不適應，他拉肚子，不斷生病，最嚴重的一次，發燒了一個多月。

　　第二學期開學一個月，林風和母親又回到了北京。

　　然而，由于兩地教材不一樣，林風又面臨新的困難。學校的第一次小考，他考了全班倒數第一。

　　林風只能慢慢適應，他依然期待“事情能有轉機”。

　　何玉蓮則開始了“維權之路”。

　　她并不孤單，她認識了很多有同樣處境的外地家長，一起反映訴求。

　　何玉蓮和丈夫幾乎一次不落地參加志愿者們的維權活動。每個周四的上午，她都早早起床，跟丈夫一起步行到車站，之后換乘4趟公交車，花將近4小時的時間，去教育部或者北京市教委門口，遞交材料，跟人理論。

　　2011年1月，北京市“兩會”前，包括何玉蓮在內，30多名家長向100多名北京市人大代表寄送呼吁書及萬人簽名冊。北京“兩會”期間，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聯名遞交了關于“合理解決非北京戶籍居民的子女參加北京地區中考和高考”的提案。

　　他們的行動似乎發揮了作用。隨后，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當年全國“兩會”上首次表態稱，正在調研隨遷子女異地高考方案。

　　同年5月21日，“關愛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主題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學者張千帆、陳丹青等及多家媒體、家長志愿者共六十多人參會研討。

　　2012年8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教育部等四部委《關于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的意見》，《意見》要求2012年年底前，31個省、區、市要因地制宜出臺各地隨遷子女參加升學考試的具體政策。

　　林風和何玉蓮，這對為爭取異地高考折騰了數載的母子，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兩頭落空

　　林風已經徹底失去2013年的高考機會：他錯過了在四川老家的報名時機，北京地區的報名也未能通過。校長給出建議，復讀一年，參加北京2014年的高職考試。何玉蓮無奈，“繞了半天，兒子還是不能考大學，只能考大專。”

　　2012年12月1日至5日，是參加2013年北京市高考的報名時間。跟許多非京籍考生一樣，林風竟然在網上報名系統中報名成功。

　　但很快，希望又破滅了。北京教育考試院迅速回應：網報之后還需進行資格確認，未經確認的考生報名無效。

　　之后，是家長和孩子“苦苦的等待”。

　　12月底，北京氣溫降至零度以下。距離教育部規定的最后大限越來越近，何玉蓮也越來越緊張。她說，整個12月，她每晚的睡眠幾乎不超過5個小時。

　　此時的林風，在日記里說他已經“嗅到了失敗的氣味”。

　　12月30日，北京市異地高考過渡方案終于出臺。

　　“按照這個方案，即使在滿足相關條件的基礎上，隨遷子女也只可在京參加中職、高職、開放大學、網絡高教、成人自考等考試。”何玉蓮有些哭笑不得。

　　塵埃落定。林風已經徹底失去2013年的高考機會：北京地區的報名未能通過，四川廣元的報名時機也已錯過。

　　何玉蓮等26名家長寫聯名信給教育部，要求對北京市教委的異地高考方案進行行政復議。2013年1月19日，申請行政復議的代表杜國旺接到教育部行政復議辦公室電話，工作人員稱，教育部已經受理申請，在協調北京市教委。

　　3月2日一大早，何玉蓮和另外幾名外地家長再次到北京市教委，“希望能給孩子高考的機會”。之后，其他家長陸續離開，何玉蓮不肯走。

　　她被帶到當地派出所接受詢問。之后，林風所在的學校校長出面調解。

　　校長拿出北京市教委的紅頭文件，對何玉蓮說，政策在這里，沒有辦法，“林風目前的情況，可以考慮復讀一年之后，2014年在校參加北京的高職考試。”

　　何玉蓮無奈，“繞了半天，兒子還是不能考大學，只能考大專。”

　　林和平也趕了過來，他懇求妻子不要把事情鬧大，“現在再糾纏下去已經沒有意義”。

　　林風說，他倒是像吃了定心丸，“今年好好復習一年，明年再參加考試。”

　　3月3日晚，林風和兩個男孩在臥室打游戲，喊餓。何玉蓮便跑到廚房炒了兩個菜，花菜炒肉和茄子炒肉，其間，淚水兩次滾落到菜湯里。

　　客廳里，林風有些嬉皮笑臉地說，“老媽，沒什么大不了的嘛，上大專也可以有出息的呀！”

　　他說，他的一個初中同學，北京本地人，后來因為成績不理想直接考了大專。

　　但是，就在幾個月前，這個身高一米八、黑黑瘦瘦的男生還跟媒體說，最想上黑龍江的一所大學，那里有跟他一起長大的好朋友，是北京人。（應采訪者要求，部分人物為化名）

　　（記者王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