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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的承諾背后，不僅是要控制好財政供養規模，更需相關部門加快改革，轉變職能，勤勉高效地履行職責，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支撐，為百姓提供更多優質公共服務。

　　“死也要死在編制里”令人深思。財政供養規模應控制在經濟發展和財力水平能夠承擔的范圍之內，不能寅吃卯糧、透支未來

　　編制，這個并不算新鮮的詞匯，最近卻一再成為熱門新聞的關鍵詞。

　　近日，上海市青浦區城管大隊招收新人的消息在網絡上被熱議。這家單位今年計劃招收城管隊員60名，卻引來數百人報名，最終有180人通過筆試進入了面試環節，其中包括2名博士、119名碩士。城管崗位為何能吸引如此多的高學歷人才？城管大隊負責人分析，除了對城管工作有一定興趣外，主要原因還是城管有正式編制，又參照公務員待遇。

　　相比之下，去年底哈爾濱市向社會公開招聘環衛工的案例，更是將“編制”的魅力體現到極致。這次招聘引來超過11000個報名者，其中擁有本科學歷的約3000人，擁有研究生學歷的29人。之所以如此火爆，一個重要原因是這次公開招聘的環衛工人有事業編制。

　　這些現象的出現，社會各方認識并不一致，但有一點卻沒有爭議：在創業困難重重、就業壓力巨大的狀況下，整個社會對“體制內”身份有著高度認同感。甚至有人發出“死也要死在編制里”的驚人之語。

　　如此多的人爭吃“財政飯”，成為我國財政供養人員規模龐大的推動力之一。據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研究，1998年以來我國經歷了幾輪大的機構改革，但無論從財政供養人員的絕對數量還是從財政供養率這一相對數量來衡量，我國財政供養人員規模仍然偏高。

　　據介紹，我國的財政供養人員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是供職于黨委、人大、政府、政法機關、政協、民主黨派及群眾團體等公共機構的人員，二是各類事業單位人員，包括教育、科研、衛生等領域，此外就是黨政群機關和事業單位的離退休和長休人員。

　　程文浩認為，在確保能滿足社會公共服務需要前提下，財政供養規模應控制在經濟發展和財力水平能夠承擔的范圍之內，不能寅吃卯糧、透支未來。

　　真正在一線向社會直接提供公共服務者相對不足，“官多兵少”、“頭重腳輕”問題突出，“吃空餉”五花八門

　　相對于財政供養的規模大小，公眾對“質”的擔憂更為突出：公職人員是不是精干、勤勉？能不能高效地履行職責？有多少只拿錢不干活吃“閑飯”的人？

　　程文浩認為，我國財政供養人員總量相對可控，但領導職務人員比例過高，而真正在一線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者卻相對不足，“官多兵少”、“頭重腳輕”的問題突出。人員結構的整體失衡影響了財政供養人員總體的工作績效。

　　有人曾質疑，四川某縣總人口僅7萬多人，竟有1正16副縣長。對此，該縣政府在正式聲明中提到，在政策規定領導職數范圍內配備的正副縣長有10名，此外，還有4名掛職副縣長，1名兼任副縣長，以及1名正縣級非領導職務。

　　這并非個案。近年來，有些地方亂設機構、亂定級別，領導職數和公務員人數超標，一些鄉鎮干部好幾百個，一些地方政府正副秘書長就有十幾個。有網友評論，一個縣該是個多大的“廟”，竟供奉這么多的“菩薩”？這么多的副職，都得有相應的收入和待遇，超出承受能力的“吃財政飯”人員，以及教育、管理、監督等方面的成本，讓財政不堪重負。

　　程文浩說，我國財政供養人員存在“短缺”，主要是指政府在社會保障、科研、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公共領域的投入仍顯不足。但也還存在著大量“過剩”，目前政府的職能和機構設置存在上下級政府部門對口管理和同級黨委和政府部門對應的狀況，既“上下對口”，又“左右對齊”，造成機構重疊、職責同構、資源空耗。機構林立又導致政出多門，相互推諉，彼此影響干擾，降低了政府效能。

　　在財政供養人員中，另一群體的存在則更令群眾不滿，那就是大量“吃空餉”群體的存在。這些年，各種被曝光的“吃空餉”五花八門：比如“曠工餉”，一些人無正當理由，長期曠工，卻連續多年工資照拿不誤；“病假餉”，長期病事假或超假不歸；“多頭餉”，經商辦企業或在企業兼職，一人領取雙份工資；“冒名餉”：一些本不屬于財政供養的人員，冒用他人名義領取財政工資……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指出，表面看彼此有差異的各種“吃空餉”形式，其性質是一樣的——都是拿著工資不干活，或拿著工資干其他活。歸根結底，“吃空餉”都是公共權力的濫用，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人事管理制度不健全，編制不透明，對人事和財務狀況的監管不力。

　　推進事業單位改革，改變“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是優化財政供養人員規模和結構的重中之重

　　財政供養體制改革的著力點在哪兒？程文浩說，雖然社會上習慣把財政供養人員等同于黨政干部，但實際上事業單位人員才是財政供養人員的主體。推進事業單位改革，是未來優化財政供養人員規模和結構的重中之重。要改變“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狀況，使更多事業單位在市場中自力更生，減輕財政供養負擔。

　　今年4月，北京市就表示，嚴控機構編制，今年不再新設事業單位，不再新增事業編制；確因工作需要的，在現有機構編制總量內調劑解決。據了解，北京按照社會功能將現有事業單位劃分為承擔行政職能、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和從事公益服務三類。

　　程文浩說，應推動經營性事業單位不再繼續依賴財政供養，而是真正走向市場，以便集中財政資金和人員編制進一步加強公共教育、社會保障等薄弱環節。

　　他認為，如果僅僅是以嚴格總量控制、適度增加編制的方法，這固然能夠在短時期內抑制財政供養規模膨脹，但從長遠來看會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如何建立更為科學的財政供養規模形成機制，在防止規模過快擴張的同時，優化財政供養人員的結構和功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李成言則強調對權力的約束和監督。他說，要建立嚴格的行政問責機制，從源頭上杜絕財政供養的各類違規現象。比如“吃空餉”現象，有“吃空餉”者，就有“發空餉”者，不僅要讓“吃空餉”的人和單位受到懲罰，更要讓那些提供便利的人受到懲治。（記者 許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