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來，在監獄的里頭，吳昌龍是一個真正的囚徒，隨時等待死刑判決的降臨；在監獄的外頭，姐姐吳華英則成為了一個精神上“囚徒”，四處奔波為弟請命。她說：“這十二年，就像我也被關進了監獄一樣，他釋放了，我也就釋放了。”

　　2013年5月3日上午9點，福建省高院戒備森嚴，很多市民四處打聽才知道法院正在審理一個“大案子”。

　　經過長達幾小時審判，福建省高院對“福清紀委爆炸案”作出最后宣判，經審理認為，本案現有證據不能相互印證，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和疑點，無法得出系陳科云、吳昌龍實施了爆炸犯罪的結論，也無法得出杜捷生、談敏華非法提供了爆炸物和謝清作偽證的結論。

　　站在法庭上，吳昌龍的內心世界沒有波瀾。“我高興不起來，因為本來就是清白的，這一切本來就屬于我們的。為什么卻要用12年的時間來證明？” 他說。

　　這是一個漫長的煉獄。過去十二年，他一直活在“死緩”的審判中，他本人則是一個隨時都有可能被處決的囚徒。

　　在看守所的前幾年，因為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痛苦，吳昌龍曾經想到過自殺，但是想到一直在外面為他洗脫罪名而奔走呼號的姐姐、父母和在日本的妹妹，他放棄了這個想法。

　　“他們在外面都那么堅強，吃了那么多苦，如果我倒下了，我姐姐也會倒下的，我們就像這個家庭的兩根支柱，一根倒下了，另一根肯定也會倒下的。”

　　當回到家的吳昌龍說到這里時，坐在一旁削蘋果的姐姐吳華英臉上突然多了一絲神采。這十二年，她的生活內容和目標只有一件事—“讓弟弟回家！”

　　這個信念猶如一副沉重的十字架，讓一個弱女子的生活進入了另一條危險的軌道，她成為了一個精神上“囚徒”。

　　“這十二年，就像我也被關進了監獄一樣，他釋放了，我也就釋放了。”吳華英說。

　　為了讓弟弟沉冤昭雪，她不知道寫了多少萬字的陳述材料；攔過不知道多少次領導的車；也不知道上訪過多少單位……她在內心也不知道演習了多少次弟弟回家的場景。

　　當福建高院宣布吳昌龍無罪釋放后的第二天，她拆下了外墻上伸冤的橫幅。

　　她特別喜歡美國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主角安迪說的一段話，“厄運飄浮，落下來掉在某人頭上，讓我趕上了，就是這么回事。我處在龍卷風的風口上，只是沒想到暴風雨會持續這么久。”

　　黑色100天

　　吳昌龍早應該擁有“幸福生活”。他初三就輟學了，曾在親戚的加油站、姐姐吳華英的服裝店幫忙，還自己賣過海鮮。最后他通過學習駕駛，應聘到了福清中福公司當司機。

　　2001年，他的人生進入新的“起點”，新房剛裝修完畢，國慶節將與女友結婚，他本人也辦理了赴港手續，欲以此為跳板，移民他國。

　　這是很多福清年輕人的美好計劃，但吳昌龍并不知道，他的命運即將被一場爆炸案給改變和摧毀。

　　2001年6月24日早上8點多，在家休息的福清市紀委司機吳章雄接到一個傳呼后，趕到信訪接待室門口，觸動了一個郵包，當場被炸死。

　　因此案發生地是政府大樓，事關重大，福建省公安廳對此案掛牌督辦。福州市公安局牽頭成立由50多名干警組成的“6·24”專案組，時任福清市政法委書記陳振英任總指揮，當時福建省公安廳副廳長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長牛紀剛則親自督辦此案。

　　該專案組發布懸賞通告，將犯罪對象鎖定在：近年受紀委立案查處的人員，有爆炸技術的人員。

　　時任福清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簡稱中福公司）經理陳科云成為了首個嫌犯，他被會計陳奮真舉報財務問題，福清紀委曾介入調查，所以，陳被視為和福清紀委“有仇的人”。專案組決定把偵查重點放在陳科云和他的司機吳昌龍身上。

　　2001年7月27日晚上9點左右，吳昌龍開車快到福清收費站時，有人朝他招手。他剛把車停了下來，后面就沖出五六個人將他的車圍住。打開車門，兩把手槍分別頂住他的腦門和腰間，對他說：“不準出聲，否則就斃了你”。

　　就這樣，他被戴上黑色布帽、腳鐐和手銬，當時他還以為自己被綁架了。后來，到了戒毒所，他才知道自己成了“嫌犯”。

　　接下來就是他人生中的“黑色100天”。

　　吳昌龍在《一個“死囚”的自述》中寫道：他們將他雙手銬在窗戶上，輪番體罰，錄口供，不讓睡覺。因為長時間吊著，幾天下來，他的腳腫得很大，腰也站酸痛。每天只讓他吃一餐飯，甚至有時連小便都不讓他去。“我被他們折磨得痛苦不堪，人也瘦了一大圈，加上我本身就有嚴重的疾病，身體承受不了他們這樣的折磨，人也變得無精打采。”

　　審訊中，吳昌龍只反復表達一個意思：“你們抓錯人了。”但這樣辯解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此案已引起福建省高層領導的注意，但遲遲不能定案讓急于交差的相關領導們有些惱火。

　　刑訊持續了長達一百多天。吳昌龍說：“當時感覺一秒鐘就好比有一年的時間那么長。”

　　在那些日子里，唯一的“幸福”是，那值班看守的刑警見他實在是太疲困了，就偷偷地讓他睡了幾個小時。

　　“恐怖事件”

　　吳昌龍“失蹤”最初，吳華英和家人們并不知情，焦急萬分。

　　吳華英剛從不幸的婚姻走出來，與前夫杜捷生剛辦完離婚手續，從福州搬回福清弟弟家住。在那段失落的日子，因為有了弟弟的照顧和呵護，她“過得很開心”。

　　手機打不通，吳昌龍女友家人說沒去他們家，撥打他同學和同事朋友的電話，均了無音信，這讓吳華英的心“跌入無底深淵之中，一直往下墜……”

　　作為吳昌龍的領導，當時陳科云并不知自己也身處險境，他召集公司員工，協助吳昌龍的家屬四處尋找，甚至去了公安局、派出所報案。但均一無所獲。

　　“這個過程是很煎熬的，但凡是哪里聽說有什么尸體，我都要跑過去看，但又十分害怕是弟弟。”吳華英說，“我的心被黑夜吞噬了、空空蕩蕩的。”

　　正當家人完全絕望時，警方通過其他人輾轉通告：人活著，在公安手里。

　　吳華英急匆匆趕到福清市公安局。福清市公安局刑警大隊辦公室主任陳振文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是協助調查一些事，并讓家人放心，吳昌龍住在賓館里，待遇很高，每餐都有魚肉。

　　直到當年9月的一個早晨，吳華英才知道弟弟吳昌龍被關在福清市戒毒所。在戒毒所大門外的一個空地，她看到了吳昌龍開的那輛馬自達轎車，她給弟弟挑的那副墨鏡還在里面。蹊蹺的是，車牌被換了號碼，車輪上沾的泥巴還未干。

　　2001年9月11日，美國“9·11事件”成為全世界話題，“福清紀委爆炸案”也順道升級成為“恐怖事件”。《福清市公安局融公通［2004］342號關于依法審查“6·24”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情況報告》中第二頁第四行寫道：一是“6·24”案件案情特別嚴重，影響特別惡劣，系恐怖事件……

　　案件升級之后，9月13日，中福公司經理陳科云、謝清夫婦被福清市警方抓捕；

　　9月18日，吳昌龍被迫做出了第一份有罪的供述。吳昌龍實在不忍心去胡亂供認和牽連生活中的同事和朋友，只“供認”曾經給姐姐吳華英婚姻帶去痛苦的男人—杜捷生。杜捷生隨后也被警察帶走。

　　至此，福清警方先后逮捕了吳昌龍、陳科云，懷疑他們二人因為“私仇犯案”，至于杜捷生、中福公司職員談敏華以及謝清因“協助二人而被捕”。 遂后，警方向海內外宣布“6·24福清爆炸案”偵破。

　　“一個普通的爆炸案要升級成恐怖事件，這簡直不像話！”福建法煒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林洪楠說。

　　1962年，林洪楠從北大法律系畢業，在公安部門工作了三十年，從福州市司法局退休后從事律師工作，接了許多福建省內難啃的案件。因為他是福清紀委爆炸案最早參與辯護的律師，福州市相關領導對他“非常不滿意”。

　　陳科云等人的家屬曾向媒體介紹，在案件偵查期間，陳的弟媳黃秀芬多次接到匿名電話，稱知道真正的兇犯，并提供了諸如一小塊炸藥樣本等物證，黃秀芬跟律師林洪楠將通話錄音向福建省公安廳報告，但得到的答復是“案子已告破”為由，拒絕立案。

　　之后不久，黃秀芬去了阿根廷，但不到一個月就被不明身份者槍殺在異國的街頭。

　　真正的犯罪者逍遙法外，此案成為謎團，眾多“背黑鍋”的涉案人員身心留下了永久的傷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