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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處學歷金字塔的頂尖，中國博士們卻有難言的苦衷：發論文。在一系列“硬指標”的指揮之下，他們對發表論文的期刊、數量的期待，已經遠遠超越了論文本身的價值

　　博士延期半年后，張明(化名)拿到了畢業證，但沒拿到學位證。他已碩博連讀六年半，比正常時間拖了很久。

　　如今，他準備繼續做博士后，但前提是，半年內必須提交博士學位證。

　　不能拿到學位證的原因只有一個：沒能發表被要求數額的論文。

　　“延期以后，不給宿舍，自己交學費，還有延期管理費。”他的妻子李慧(化名)說。

　　“清明時節雨紛紛，寫起論文欲斷魂。博士扎堆何處有，的哥遙指中關村。”剛剛過去的小長假，博士們在網間調侃。

　　張明和李慧同為博士，一工一理。在博士扎堆的中關村，他們一直在為論文而奮斗。

　　就讀博士期間，必須在規定期刊上發表若干篇數的論文。這已成為中國博士培養三要件之一。而這個要件，卻逐漸變成一種“變態的壓力”，讓博士生們頭痛不已。

　　發表論文，一方面鞭策著知識分子們不懈怠、勤勉于研究，激勵學術成果的誕生，讓學界認識作者本人；另一方面，也形成一種無人監管的“絕對權力”，使得學校、學者、學生一起，不得不圍繞著這個中心，通過各種手段求得論文登刊。

　　“在中國，發表論文最重要的，并不是質量。”法治周末記者采訪的若干名博士研究生或博士畢業生，都發出了同樣的感慨。

　　在決意潛心做研究之前，也許你應當先仔細想一想：“我需要搞定多少關系？”

　　發論文是“硬指標”

　　張明夫婦在學校旁與人合租一套兩居。每天，張明去實驗室做實驗，李慧在家畫圖看資料，日子過得平淡快樂。

　　生活最高的主題、亦是唯一的糾結，就是論文。

　　修夠學分、發表夠論文、博士論文通過，是順利拿到博士學位證和畢業證的三個條件。只欠中間一項，讓張明暫時不能申請學位。只拿到畢業證的他，正在苦苦等待導師下達“論文可以發了”的指令。

　　“我們做的項目，如果取得了階段性成果，老板(即導師)覺得不到時候，就不會讓我們發。因為如果發了，被別人知道，研究可能會被搶先。而且，如果發的期刊不夠檔次，老板也不會讓發，那會影響他、甚至是學院拿項目。”張明說。

　　為了大局，張明能做的，只有先延期。

　　對于張明所在的工科專業來說，寫論文的環節并不難。做上一年實驗，成果出來，論文一周就能基本搞定。只要老板一聲令下，他立馬能在最短時間內，交出滿意答卷。

　　他擔心的，是另一項學院規定。

　　“只要在核心期刊發表一篇論文即可，但必須是唯一第一作者。可我們這種專業，做實驗都是大家一起做，第一作者一般至少都是兩個。所以最后不知道算不算。”張明說。

　　雖隱隱有所擔心，但張明依然表示樂觀。畢竟，“不可能大家都拿不到學位證吧”。

　　李慧所在的理科學院，要求在學院認定的核心期刊上發表兩篇論文。為此，她在剛讀博一時，便開始日思夜想論文選題。由于學分早已修夠，整個讀博期間，她的日程幾乎全部圍繞著論文而制定。

　　“不同的學校、院系，會有自己承認的目錄。我們學院承認的有五十多種，論文必須發在這個名單里的刊物上。”李慧說。

　　然而，全國本領域的教授、講師、博士后、博士生、碩士生都來發，刊物顯然不夠。

　　“發不了就延期。”在李慧身邊，延期的博士生不少，原因并非學院認定他們沒有達到博士研究生的水平，而是沒有發表夠論文數量。

　　如今，絕大多數高校對博士生發表論文的要求普遍很高，都限定于“一級期刊”或“核心期刊”。

　　早在2007年2月28日，這一要求就曾引來風波。

　　當日，浙江大學歷史系教師包偉民發“告考生”書，罷招學生。除去“助研經費”，另一個重要原因即是“論文發表制度”。

　　包偉民說，目前各校要求博士生畢業須在核心期刊發表一定量的論文才能拿到學位。但浙江大學要求更高，必須在一級刊物上發表。而對一級刊物的圈定，比核心期刊少許多，以歷史專業為例，大致只有五六種。

　　在歷史學科，博士研究生在這些一級刊物上發表論文幾乎不可能，教授也極難。包偉民認為這“不能稱‘淘汰率’，說‘封殺’還差不多”。

　　然而幾年前，在趙晶攻讀中國政法大學法制史博士研究生時，彼時的校規卻相對較松。

　　“只要公開發表一萬字即可。”趙晶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趙晶入學提交了培養計劃后，校方開始醞釀博士生培養機制改革，其中一項便是改“公開發表一萬字”為“兩篇核心期刊論文”。但直至2012屆博士生進校，這項改革才最終付諸實踐。

　　“在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用來檢索中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收錄和文獻被引用情況)來源期刊中，法學類有21種，每種以雙月刊計，一年共126本出版物，每本以10篇文章計，一年也就1260篇而已。法大每屆法學類博士百余名，三屆則有四五百人，再加上在職教師也需要通過發表核心期刊論文來完成科研考核與職稱晉升，核心期刊僅應對法大師生的發表需求都顯得捉襟見肘。”趙晶說。

　　對于這個硬指標，他猜測：“高校學科要排名，論文發表情況是重要參數。整個大環境如此，大家都這樣，學校不得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