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從價值2元的北京地鐵票,到無需分文的交稅排號單;從已經實名制的火車票,到醫院門診的專家號……在不斷打擊之下,“黃牛”非但未銷聲匿跡,反倒擴大了“地盤”。
從價值2元的北京地鐵票,到無需分文的交稅排號單;從已經實名制的火車票,到醫院門診的專家號……在不斷打擊之下,“黃牛”非但未銷聲匿跡,反倒擴大了“地盤”。近日,法治周末記者在4個領域進行暗訪,了解到“最新版黃牛”的群體生態
地點:醫院
“不罰錢,就是關幾天”
3月27日上午10點半左右,北京協和醫院正門。賣烤地瓜、報章雜志的小商販們的吆喝聲此起彼伏。
法治周末記者在這里并未發現黃牛身影。然而,距離此地百米左右的一個側門附近,卻成了黃牛的聚集地。
“要號么,要號么……”幾個年輕的號販子在向路過的人詢問著,并迅速遞上自己的名片。
但這種殷勤的推銷方式卻似乎不太奏效——路人大多視而不見地快步走過。
徐玲是這群號販子中唯一的女性。
她遞給法治周末記者的名片,正面印著“健康之友”四個大字和她的手機號、名字;背面則是北京協和醫院的院徽和“北京協和”的字樣。
“專家號加300元,普通號加200元。事實上,你只是第一次看門診需要掛號,第二次復診,就只需要請醫生加號了。”徐玲解釋道。她個子不高,梳著一個馬尾辮,頭發有些發黃。
在接下來的暗訪中,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到,剛入行時,徐玲晚上8點就要去大廳掛號排隊,一排就是一整夜。
過去,通宵排隊還可以進入醫院大廳,但最近,所有人只能在大廳外排隊。
法治周末記者提了幾位專家的名字,徐玲都很熟悉,并且準確說出了專家的問診時間。“有需要就提前一天給我打電話,我都能幫你掛到。”她說。
在接下來的交談中,徐玲透露:“協和這邊的都是東北人……人很雜的。”而她自己也來自東北。
正說著,一旁賣水果的男人突然地喊了聲:“城管來了。”然后馬上推起地排車就走開了。但徐玲卻顯得淡定許多。她趁著小販停止叫賣的空當,又開始像其他號販子一樣賣力地兜售:“要號么,要號么……”
“這幾天查得很嚴,派出所來人,剛剛又逮了一個。我們通常是在大門附近的,因為逮人只有避到這邊來了。”徐玲平靜地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警察如果抓到你們,是要罰錢么,還是要拘留?你不害怕么?”
“不罰錢,就是關幾天。”徐玲依舊微笑著,回答得很輕松。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她缺乏警覺。事實上,她并不愿向陌生人更多地介紹自己所在的群體。
法治周末記者離開時,聽見有號販子在議論:“又逮了一個進去,剛剛上車帶走。”他們站得遠遠的,邊大聲說邊笑著。
當天下午2點半,法治周末記者再次回到遇見徐玲的地方。但她卻不見蹤影。原來在小側門附近的黃牛黨和水果攤都不見了。兩位民警,正在協調處理兩名男子的糾紛。
法治周末記者試圖撥通徐玲名片上的電話,可是她拒絕透露更多自己的信息。很快,聽筒中傳來孩子的哭聲,徐玲以“我要哄孩子睡覺了”作為結束語,掛掉了電話。
大約從十年前開始,醫院“黃牛”就已經是“人人喊打”。但直至今日,他們依舊頑固地存活在醫院周邊。有人分析,不管醫院內部管理系統如何優化,公安打擊力度如何加強,只要醫療資源依舊緊缺,“號販子”們的生存空間就不會消失。
地點:稅務所
“有個單干的號販子挨揍了……”
3月29日,星期五,這天是北京市國五條調控細則出臺前的最后一個工作日。許多人為了少交個稅,希望能提前完稅。
而積極交稅者的需求,造就了黃牛們的好機會。
凌晨3點多,天還漆黑,朝陽第六稅務所西門口已經排起了長隊。有人自帶了小凳子坐著,有人站著,隊尾還不斷有人加入進來。
老王(化名)打了個哈欠,緊了緊衣服,站起來跺跺腳活動了一下。從前一天的下午6點開始排隊到現在,已經過了9個小時,他眼皮直打架。老王是北京人,他要把父親的房子過戶給正在上大二的兒子,沒找中介,只有親力親為。
沒過一會兒,隊伍有些騷動,傳來幾個男人的謾罵聲,老王從隊里探出頭來,隱約看見幾個人在打架。
“有個單干的號販子挨揍了……”
“還不是因為他們嫌他搶生意唄……”
老王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昨天下午,我也問過號販子,他們說一個號2000元。2000元!我買什么不好,我還不如自己排這個隊呢,就一晚上。”
“今天早上就500元了。”
“這是一天一個價啊!”
“您怎么看黃牛倒號這事?”
“這是辛苦錢。應該得,確實累。”
一位姓劉的女士過來告訴老王:“剛剛見到我那個號販子,眼睛都腫了,他問我要400,說自己都被打了。但是,我沒同意,昨天講好的是300。”
地產中介人員小張是凌晨3點23分到達稅務所的。根據5年的從業經驗,他本來覺得今天來得并不晚。一般來講,凌晨三四點鐘過來是可以不花錢就能排上號的。但是目測隊伍的長度——從西門繞樓的整個東西向的背面,全部是人挨人。他知道這樣排下去,今天交稅一定是來不及了。
這時候,幾個號販子在隊尾轉。看見他手里拿著檔案資料,就直接過來問:“要買號么?”
最后,花了500元,小張就被帶到了老王的后面。本來排在老王后面的“黃牛”被替換了出來。
一名有5年工齡的中介人員小陳也和法治周末記者聊起他近半年來對“黃牛黨”的了解:
“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3月之前吧,那會的號販子主要是20多歲的小伙子,類似于‘痞子’吧。那些痞子做黃牛,能打架就能賺錢,不能打架就混不了。現在呢,基本上都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
小陳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年輕“黃牛”靠著身強力壯,往往采用直接插隊的方式。“讓人往后站,不然就打你。”
去年年底,小陳發現,在北京某房管所附近,還出現了兩個幫派的黃牛黨,分別來自河南和東北兩地。
“他們內部分工很細,有的是‘正式工’,排隊的大多是‘臨時工’。可能有的負責發廣告、有的聯系客源、有的負責雇人。比如去附近的鋪子,或者找附近的人,明天幫忙排隊給你一部分錢做工資。這個錢賺得也很容易啊。”小陳說。
地點:火車站
“黃牛賣票相當于只有批發的,很少有零售的了”
法治周末記者暗訪至北京站。售票大廳的門口,只有許多拉大巴車生意的吆喝著“去哈爾濱、吉林的……”,卻沒見到任何火車票販。
這與火車票施行實名制之前的黃牛聚集景象截然不同。
一位大巴車拉客者說,外面沒有黃牛,如果要找黃牛,可能要進到售票大廳里。
隨后,法治周末記者進入售票大廳。大廳門口的正中,一名警察正拿著機器,隨機查驗購票者的身份證件。而記者在大廳里兜了一圈,又站了許久,也未等來黃牛黨的身影。
法治周末記者向一位警察詢問:“現在這邊還有火車票黃牛么?”
“有,肯定還是有。不過肯定少了,實名制之后,票販子手里有票也沒用啊。”他回答道。
一位曾在旅游公司工作、負責聯系票務的員工趙龍(化名)向法治周末記者講述了他對現在火車票黃牛黨的了解:“現在黃牛的隱蔽性更強了;零散的黃牛少了,低級排隊的黃牛沒什么用處了;黃牛賣票相當于只有批發的,很少零售的了。”
據趙龍透露,實名制之后,針對春運高峰期有些公司或者群體買票難的問題,部分火車票代售點看準了火車票批量的需求,幫忙出票。
在這些代售點,與一般的代售點相同的是,出票前需要公司提供所有購票人的姓名和身份證。但在規定好的價格上,卻有所不同。
本來,在代售點購買火車票的手續費是5元,但在實際中,一些代售點卻向買票者收取了更多的錢。這相當于利用優勢,幫買票者搶購火車票。
“我不知道該不該把這部分人定義為‘黃牛黨’。”趙龍說。不過,曾經頻繁地與火車票黃牛打交道的他也認為,以前活躍在各地車站的火車票“黃牛黨”們,生意確已經大不如前了。
地點:地鐵售票處
“我們都認識他們了,抓了一撥還來一撥。都是些老頭老太太,這怎么抓啊,不能碰不能動的。只能多管著點兒啊”
清晨5點多,地鐵北京站迎來了他們的第一批乘客,北京站地鐵口的地鐵票販子們也迎來了他們的第一批客人。
他們是近兩年新興起的一批“黃牛黨”,近幾個月更有抬頭之勢。
“不排隊的……不排隊的……”隨著第一批乘客的出站,北京站的售票窗口排起了長隊。這些新興的黃牛黨們穿梭在地鐵排隊的人群中,兜售著“不排隊”的加價地鐵票。
據法治周末記者觀察,本來2元的地鐵票,人多的時候賣5元,人少的時候賣3元。
而這批黃牛黨大多是60歲左右的老年人。盡管年紀大了,可是手腳靈便、反應迅速。
一位干瘦的大爺,他活動的最靈便,眼神也最好。地鐵輔警站到隊伍的一邊,他就會繞到隊伍的另一側,同時語速很快但小聲重復著:“不排隊的……不排隊的。”
有時,買地鐵票的人比較少,但法治周末記者看到,短短十分鐘內,就至少有3個人分別從他手上買了地鐵票。
“著急唄,不想排隊,又沒加多少錢。”其中一名買高價地鐵票的年輕男子說。
一位50多歲還是自己排隊的阿姨卻對此表示不理解:“這隊看著長,事實上很快就排到了,干嘛多給他們錢呢?”
中午,趁人少的時候,一位中年女性“黃牛”坐到花壇邊數起錢來,紅紅的百元大鈔很是耀眼。
她戴著眼鏡,短發,臉龐曬得黝黑。在她兜售地鐵票的時候,似乎和每個賣票的人都能侃上幾句,手頭的地鐵票賣得也很快。
待她數完錢,記者假裝等人的過去和她閑聊,她警覺地皺起了眉頭。
“我是有病,我有肝腹水。也就是趁天氣好些,出來賺個買菜錢,十塊八塊的,就回去了。我就住在這附近。”就像是準備好了底稿似的,她回答記者。
還有一位戴著金色耳環的老太太手拿著地圖,牽著一個雙目失明的女人,在人群中穿梭著兜售北京地圖。
見到地鐵輔警時,她就喊:“地圖……地圖……”輔警不在附近,她也開始“不排隊的……不排隊的……”地叫賣起地鐵票來。
“我們都認識他們了,抓了一撥還來一撥。都是些老頭老太太,這怎么抓啊,不能碰不能動的。只能多管著點兒啊……”一名地鐵里的輔警表示很無奈。(法治周末見習記者 汲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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