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外交官到人大發言人

　　傅瑩的柔與剛

　　2013年3月4日，全國人大新任發言人傅瑩首次亮相，就引來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

　　從最會用講故事的方式介紹中國的大使，到全國人大第一位女發言人，人們對傅瑩的評價越來越多，有網友覺得她“氣質大于年齡”，有媒體認為她“溫雅中透著力量”。她自己卻表示，“要學習的東西很多，希望慢慢改進”。

　　從大草原走出來的她，究竟有著怎樣的性格？又經歷了哪些風雨才走到今天？她的丈夫和《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講述了她的一些故事。

　　丈夫郝時遠向本刊講述妻子點滴生活

　　她從草原來

　　看了傅瑩作為人大發言人的首次亮相，她的丈夫郝時遠覺得“挺好”：“兩會期間我們分別住在各自住地，見不了面。發布會結束后，我只發了兩條短信給她，表示祝賀，也鼓勵她繼續努力。”郝時遠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助理。3月5日，他在政協委員住地昆泰酒店接受環球人物雜志記者的專訪，講述了妻子的點滴生活。

　　當“忙”成為常態

　　大約是在兩會召開前10余天，傅瑩告訴郝時遠，自己將出任全國人大發言人，直言自己壓力不小。郝時遠也認為，從外交官轉到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發言人，對她是個不小的考驗。

　　那段時間，傅瑩比以前更忙，連著好幾天都是夜里11點多才到家。郝時遠不知道，她是在部里辦公還是在別的地方為兩會作準備。他心疼妻子，卻又對她的這種狀態習以為常。在傅瑩擔任駐外大使的10多年里，夫妻二人只能借著休探親假的機會團聚，2007年傅瑩出任駐英國大使時，郝時遠曾陪她向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遞交國書。2010年傅瑩回國后，兩人還是聚少離多。“每周5個工作日，她能有一天回家吃晚飯就不錯，一般還在8點后，周末也至少有一天要加班。有時回來得稍微早點兒，她就會念叨，‘喲，我今天走得比部里其他領導還早’。今年春節，她也是大年初四就開始加班了，忙(外交)部里的事。做她這個工作，肯定是這種狀態，這一點，從一開始我就知道，也理解。”

　　因為忙，傅瑩很難有時間陪伴家人，于是，郝時遠左肩挑著科研重擔，右肩也不得閑，回到家“要操持家務、帶孩子”。他笑言，因為廚藝不錯，自己成了家里的主廚，平日里會做些家常便飯，“有時也會做一些內蒙古的家鄉菜”。“當然，她(傅瑩)的西餐也做得很好。我們這代人都插過隊，從小就幫著操持家事，都會做飯，關鍵是現在沒有時間。”

　　郝時遠回憶說，多年前，他們還年輕，職級也比較低的時候，工作還不是特別忙。每到周末，他們總會去打網球、帶孩子玩。當記者提到有媒體報道說傅瑩的高爾夫打得比較好時，他皺了皺眉，半開玩笑地說：“高爾夫我倒不覺得她很會打，也還行吧！”但現在兩人已經幾乎沒有什么運動的時間。

　　好不容易有一天能休息，夫妻倆一定會睡個大懶覺。“我們家這位，最缺的就是睡眠，畢竟都是這個歲數的人了，我很擔心她的身體。”每當這個時候，郝時遠總不太愿意和妻子談論工作，特別是“外交大事”，兩人只想平靜地待一會兒，聊一些平常人家都會說的瑣事，或者看看電視。傅瑩有時也會忙一些家務，比如清理衣服、打掃房間。“我們其實就是普通人、普通家庭，生活內容什么的，和大多數人沒什么不同。”

　　夫妻互當“參謀”

　　除了生活上相濡以沫，工作上遇到問題時，夫妻倆也常給對方當“參謀”。

　　一直以來，傅瑩總喜歡根據不同的場合，以簡約的素色長圍巾搭配各種彩色西服外套亮相。她的穿著總會讓人眼前一亮，更有人稱她為“時尚外交官”。

　　雖然在著裝方面已經有很多心得，也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但此次發布會前，傅瑩還是拿著幾套比較正式的服裝，讓郝時遠幫忙看看穿哪套亮相更合適。“我們一起討論了許多細節。比如，背景板可能是什么顏色？全國人大的新聞發布會，背景板上可能會出現一些大紅色塊，背景板之外的墻壁又是灰白色，這些色差都需要考慮進來。”最終，他們選定了一件寶藍色西服外套。

　　郝時遠在此次政協會議上提交的“關于建立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勝利紀念碑”的提案，也事先和傅瑩在家里討論了一番。“去年，我參觀完南京大屠殺博物館，心情沉重極了，同行的人也都流下了熱淚。我當時就開始思考，作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國，我們建起了幾百處抗日的紀念設施，幾乎每個省都有，但這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為紀念英烈而立，我們的愛國主義是建立在‘勿忘國恥’的悲情之上的，這也容易導致一種‘現代抗日’的心態，缺乏一種戰勝國‘振我國威’的豪情，以及豁達的大國胸懷。傅瑩曾在外交部亞洲司工作，現在也負責亞洲事務，一直比較關注中日外交關系。回到家后，我跟她討論起這個問題，她也認為我們應該建立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紀念碑，要實現的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很有必要。”

　　“一直努力，這才有了今天的她”

　　傅瑩和郝時遠都是蒙古族人，自大學時代相識至今，夫妻倆已攜手走過數十年，他們唯一的女兒也已嫁為人婦。記者想從郝時遠口中問出更多二人間的往事，他“吝嗇”地說，那么多件，沒法挑出哪一件來仔細說，但有一點，妻子的性格的確一直沒怎么變：“大家都說她溫婉，我看也是。還有努力，這是她最大的特點，從小就是這樣。”

　　1953年1月，傅瑩出生于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不管走到哪里，傅瑩總忘不了內蒙古，她喜歡喝自己熬的奶茶，喜歡聽內蒙古的長調，喜歡選擇蒙古族歌曲CD當作外交禮物。內蒙古這片廣袤的草原賦予了她開朗、熱情的性格，也讓她變得堅韌。

　　傅瑩的父親阿民是蒙古族著名哲學家艾思奇的學生，在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內蒙古軍區宣傳部副部長。在父親的教導與家庭氛圍的熏陶下，傅瑩從小就熱愛閱讀。“你剛才問到我們共同的興趣，那可能就是閱讀吧。一有時間，我們都愿意坐下來讀書；一有新的書、新的訊息，她都想學習。”郝時遠說，知識的不斷累積，讓傅瑩具備了縝密的邏輯思維能力，更養成了思考總結的好習慣。

　　“文革”期間，因為父親蒙冤被關押，傅瑩中斷了中學課程。1970年，在“上山下鄉”的熱潮中，她來到內蒙古西部的一個生產建設兵團，在那里一待就是3年多。在廣播站工作期間，她毫無文弱女孩的嬌氣，而是像男人一樣，經常攜帶沉重的放映設備奔走于兵團的各個站點，爬電線桿、架銀幕，為戰友們放映影片。日后，每每回憶這段經歷，傅瑩總說讓自己印象最深的其實是身體的各種極限——饑餓、寒冷、體力透支、精神磨練：“這些體會，都是我人生最寶貴的財富，讓我能夠吃苦、更加堅強，也讓我變得更豁達，做事情不那么斤斤計較，樂于也敢于奉獻。”

　　工作的艱苦卻并沒能磨掉傅瑩對學習的渴望與斗志。那幾年，她硬是靠著自學，學完了高中各科目的知識。1973年，她進入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學習。

　　對傅瑩來說，能重新獲得專門的學習機會太難得，她非常珍惜。除了英語，她又選擇法語作為自己的第二外語，可她似乎還覺得不夠。大學畢業后，傅瑩進入外交部工作。在第一次駐外工作期間，為適應工作需要，她又學習了羅馬尼亞語。在郝時遠看來，“傅瑩對未來并沒有特別的預期、規劃，只是一直努力、再努力，這才有了今天的她”。他說，兩會結束后，傅瑩可能會接到正式任命，換一個新的角色，到全國人大工作。“但我相信，無論在什么職位，她都會一如既往地努力下去。”

　　（《環球人物》雜志記者 廖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