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產，緊接著便是自由落體式的市場崩潰。

　　此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的第二個任期才剛剛開始，美國金融危機的突襲，注定讓接下來的五年不會輕松。

　　這個溫和的高個子，給人印象深刻的學者風范，在金融官員中他那種寬闊的國際思維非常突出。在過去十年中，他以改革派姿態(tài)，掌舵著世界最大轉軌經濟體的宏觀調控最主要部門之一的中國央行。十年來，從國有銀行改革，到人民幣匯率改革，似乎每一次都如在驚濤駭浪中行船。

　　在周小川從2002年底出任央行行長的第一任任期中，貨幣政策的核心都指向了反通脹。2008年的風向變了——要應對可能的經濟衰退。這位中國金融系統的在線修復者，從此開始了另一場修復——將中國經濟拉回正常增長通道。

　　隨著央行一系列貨幣手段出臺，周小川提出宏觀調控在提法上轉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之相伴的，是四萬億投資計劃。

　　這場經濟拯救行動留給今天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2013年3月，當央行行長周小川同時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出現在兩會時，人們還是會關心，2009年刺激經濟的貨幣政策的“劑量”是否過大？

　　不過，2011年，當周小川在兩會上表示，貨幣政策將歸于正常化時，他又成為一個在線修復者。并且，一場更大的棋局展開了，這就是人民幣國際化。

　　而今，棋到中局，這是一個還未完成的任務。

　　未完成的在線修復

　　很多人會說，如果2008年危機來臨之時，中國國有銀行改革的背水一戰(zhàn)尚未取得進展，后果也許完全不同。周小川在華盛頓舉行的《歐洲貨幣》2011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長”獎，在頒獎典禮上致辭時稱：“中國堅定推進金融改革，及時補充銀行資本和處置不良資產，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對于周小川來說，那也是他第一個任期的最大挑戰(zhàn)之一。

　　2002年底，時任證監(jiān)會主席的周小川調任央行行長。此時，一些海外學者宣稱中國銀行業(yè)已經技術上破產，而身背萬億不良資產的國有銀行的改革，曾被國際金融界認為是世界上最復雜、最艱難的金融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亞健康狀態(tài)是有一些毛病，但總體而言不影響正常的工作、生活，需要吃藥或者保養(yǎng)，邊工作邊修理。”周小川帶領的央行就充當了“在線修復”中國金融體系、維護金融穩(wěn)定的角色。周小川把這種“修理”叫“在線修復”，這是因為經濟運行沒法中斷，金融體系卻亟待改革。

　　2003年，中國國有銀行開始通過股份制改造，調整公司治理結構來真正改變國有銀行的運行機制。

　　當年9月，國務院國有獨資商業(yè)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成立。

　　2003年12月16日國務院批準設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明確匯金公司代表國家對重點金融機構進行財務重組并履行出資人職能。當年年底，450億美元外匯儲備悄然注入中行和建行，從而啟動了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后來便進行了財務重組、處置不良資產、上市等步驟，具體操作中，實行“一行一策”。

　　此后，工行、中行、建行、交行、農行等國有銀行都已建立起現代公司治理架構，并先后成功上市。周小川2004年曾說，上市僅僅是處于整個改革過程中前半階段。改革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場激勵和約束機制，徹底打破國有商業(yè)銀行的“準官僚體制”，將其變成真正的市場主體。

　　這意味著，在線修復遠未結束。

　　而且，在利率、匯率都沒有市場化，直接融資占到社會融資很少比重，金融市場并不發(fā)達的轉軌經濟體中，整個金融體系要實現的修復絕不僅僅是幾家國有銀行那么簡單。而“在線”則意味著，作為世界最大轉軌經濟體的央行行長，周小川同時要面對復雜的經濟調控。他的第一個任期，面對的正是這樣的局面。

　　轉軌期央行行長

　　2003年4月28日，中國銀監(jiān)會成立，負責金融監(jiān)管職責。

　　這意味著“央行在周小川上任之時成為了一家真正職能清晰、目標明確的央行。”經濟學家、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對《經濟觀察報》說。

　　此時的央行采用金融、經濟手段積極參與宏觀調控，通過上調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的組合拳連續(xù)出擊防止經濟過熱，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國央行以往更多地依靠行政手段進行調控的做法。

　　2003年，央行調控的目標首先對準了房地產。央行121文件引起極大爭議。當時人們未必想到，這是一輪持續(xù)10年的房地產調控的開始。此后，反通脹成為貨幣政策的主基調，一直到2008年危機爆發(fā)。

　　一部分業(yè)界人士認為，為了服從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總需求，央行連年增發(fā)貨幣，盡管人民幣在與美元的博弈中處于下風而不斷升值，但在國內卻因為這種不斷的貨幣超發(fā)而出現了購買力下降的問題，導致人民幣深陷“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僵局。

　　央行一位司局級官員對《經濟觀察報》表示：“人民幣投放，大家抱怨，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大家批評，我們用很市場化的手段調控會被質疑，我們用不那么市場化的手段調控也會被質疑，周行長對這類事情他也不去做辯解，讓時間去證明。”

　　匯豐經濟研究亞太區(qū)常務總監(jiān)兼聯席主管屈宏斌認為，把中國放在一個全球的新興市場國家的范圍比較而言的話，央行過去十年的貨幣政策相對來講屬于優(yōu)等生。他衡量的指標是，最終的結果是保持增長和通脹之間相對比較好的組合。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周小川開始相信，中國的貨幣政策應該以多重目標制，即維護低通脹、推動經濟合理增長、保持較為充分的就業(yè)和維護國際收支平衡。

　　此后，央行放棄了貨幣供應量這個過去被“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工具，轉而將政策利率作為引導預期的手段，即“管理通脹預期”。“大量的貨幣存款是‘籠中虎’，一旦放出來，就會導致通貨膨脹，但籠子的門實際上很難關嚴，要把通脹預期穩(wěn)住，只有讓老虎自覺呆在籠子里，這樣超過實體經濟發(fā)行的、存在于其他環(huán)節(jié)的貨幣就不會涌到市場上來導致通貨膨脹。”2011年3月18日周小川在央行一次學術講座上如此說。

　　他依然面對一個對價格敏感度不夠高的、正在修復中的金融體系，貨幣政策作用的發(fā)揮也因此受到制約，“當政府仍然對經濟調控握有全面的權力的時候，央行作為一個貨幣政策執(zhí)行機構，能夠發(fā)揮的主動性其實仍然很有限。”陳志武評價說。

　　由于央行更多使用準備金等工具，也在一段時間里出現了負利率，輿論多有議論，并將責任指向央行。對此周小川有自己的解釋：“境內外利差明白地擺在那里，‘熱錢’有逐利的動機，怎么辦？在這種壓力下，存款利率不要著急動。實際負利率的存在是在各種因素的綜合下形成的，并不是我們有意選擇的結果。”

　　在這種政策和市場的互相試探、不斷試錯、不斷修復的過程中，市場在悄然發(fā)生變化。

　　陳志武對《經濟觀察報》表示：“我相信周小川已經做了最大的努力去爭取幣值的穩(wěn)定。換任何一個人做央行行長，我相信央行的獨立性都會比周小川的要小，這和他個人背景有關系，也和他對市場化的價值堅持有關系。”

　　棋到中局

　　上世紀80年代末，一本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的著述在中國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這本由吳敬璉、周小川等人著的書，闡述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局勢與選擇，特別是提出了整體改革的基本思路。

　　金融系統的在線修復是一盤完整的棋局，而每個棋子的先后，對整個棋局都會產生影響。由此，完整布局和協調推進就成為這種修復的關鍵。周小川對此的理解，應該出自他信奉的整體改革理論。

　　上述央行司局級官員對《經濟觀察報》說：“周行長常常停下來了，往回走點，再往前走。他是搞控制論、系統論的，最早在北京化工學院念書，就是研究這個的。周小川的很多改革方案，是聯動的、系統的、講究協同改進的。協同改進的好處是哪方面條件成熟先走，主動走不了了就被動地走。”

　　當國有銀行改革仍在進程中時，對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已然開始。2004年，央行宣布取消貸款利率封頂，下浮的幅度為基準利率的0.9倍，同時允許銀行的存款利率可以下浮，下不設底，但不可上浮。但當時，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還不充分暢通和健全，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也沒有加快。

　　8年后，一度因金融危機中斷的利率市場化加速推進。很多商業(yè)銀行行長公開表示還沒有做好利率市場化準備，他們認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還不充分通暢和健全，亞健康的金融體系具有強大的慣性。但周小川認為，這8年的商業(yè)銀行在修復中日漸成熟，可以進一步推動改革以倒逼銀行更加精細化經營。2012年6月，央行宣布存貸款利率浮動區(qū)間進一步擴大，存款利率浮動區(qū)間的上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貸款利率浮動區(qū)間的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7倍。

　　目前占金融部門融資總額近一半的非貸款類業(yè)務資金價格已完全市場化；另一半依靠銀行貸款實現的融資，絕大部分也已在貸款利率下限之上自主定價。

　　匯改是另一場大考。

　　2003年，周小川上任不到一個月，日美相繼施壓，國際上人民幣被嚴重低估的聲音不絕，周小川在國際、國內各種場合始終傳遞著同樣的聲音：穩(wěn)定的人民幣匯率對于世界經濟是重要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問題應該循序漸進。彼時的他最大的顧慮就是尚在修復期的中國金融體系還沒有準備好。

　　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匯改正式啟動。歐洲中央銀行行長特里謝說，中國決定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將“有助于全球金融穩(wěn)定”，也有利于“世界經濟更好地運轉”。

　　曾經在歐洲央行工作的瑞穗證券大中華區(qū)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記得，當時周小川到歐洲央行訪問時和謝里特有多次交鋒，謝里特也是逼著中國要一次性大幅度升值。沈建光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匯率制度上，周小川也是頂住美國和歐洲壓力，還有國內很多部委和企業(yè)的壓力，前者希望一步升值到位，后者提出不動，現在看來采取漸進式的升值，是最好最合理的。他最終采取漸進升值的做法也得到了特里謝的尊敬。正是因此，中國能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相對安全。”

　　2010年6月，中國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重在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增強匯率彈性。2012年4月，人民幣匯率浮動區(qū)間由0.5%進一步擴大至1%。

　　陳志武認為周小川這十年干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對外開放，他認為甚至可以更快一些推進。但國內不少金融業(yè)內人士則持有不同觀點，他們質疑周小川會不會跑得太快了？其他配套改革沒跟上，會不會出現風險？會不會有很多套利交易？外貿企業(yè)會不會承受不住？

　　還有聲音說，人民幣國際化怎么走到資本項目可兌換前面去了？一些批評意見認為，其他條件還沒準備好，就開始在進口付匯時用人民幣替換外匯，這樣外匯儲備不是會增長得更快嗎？

　　“本幣國際化是金融危機給出的一個機會窗口。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步驟、順序我們事先無法充分準備，但又想抓住這個窗口，就會有差價和套利出現，這是不可避免的，周小川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必須抓住。

　　沈建光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國際儲備貨幣的改革現在是關鍵時候，中國外匯管制的放松、直接和間接投資的放松、人民幣跨境流動的放松、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推進的步伐都非常快。這些政策需要持續(xù)下去。”（記者 胡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