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諾獎最核心五人評委投票選出莫言時的照片。除了評委會主席·維斯特拜里耶（中）和克里斯蒂娜·隆（左二）外，賀拉·恩格道爾（右二）、卡塔琳娜·弗羅斯騰松（右一）均是埃斯普馬克（左一）的學生。他們在瑞典學院18位院士中的座位分別是：12號、14號、17號、18號和16號。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供圖）
早在20年前，我在丹麥奧胡斯大學教當代中國小說的時候，就選用過一篇莫言的作品。當然，當時還用了其他與他同時代作家的小說。
這些作家被認為是現代派或實驗派，他們大多生于1950年代，在1976年“文革”正式宣告結束后開始發表作品。丹麥的學生——漢語流利，也知曉中國歷史和文學——通讀莫言的小說后，都評論說：和其他作家相比，他的語言艱澀。
他們說，莫言用了太多鄉俚和半文半白的詞句，更不用說那些豐富多變的詞匯，即便捧著字典讀他的小說，最后還是弄不明白。所以，當了解到莫言2006年寫《生死疲勞》時不光手寫，用的還是毛筆時，我并不吃驚。他曾說，電腦拼音輸入限制了他的詞匯使用。
現在，莫言成了中國作家中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西方的作家更優秀？
1989年，我和理查德·克勞斯教授合寫了一篇關于中國和諾貝爾文學獎的文章，追溯了當時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非西方作家：非洲一個（索因卡，1986年）、日本一個（川端康成，1968年）、印度一個（泰戈爾，1913年），另外84個獲獎作家都是西方人。
盡管自1945年來，有4名拉丁美洲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米斯特拉爾，1945年；阿斯圖里亞斯，1967年；聶魯達，1971年；加西亞·馬爾克斯，1982年），但他們多少都在西方文化傳統下寫作。現在再看獲獎名單，就算在1990年后，也很少有非西方的作家獲獎。這是否真意味著西方作家，或者用西方語言寫作的作家，比世界上其他的作家更優秀？
從賽珍珠的年代開始，中國與諾貝爾文學獎的關系就屢受打擊。1938年賽珍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稱她“史詩般豐富又真實地描寫中國農民的生活”，卻對魯迅、巴金、丁玲這些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優秀作家視而不見。這些似乎都說明，對于非西方作家而言，諾貝爾文學獎有一種不可動搖的偏見。
著名學者和作家錢鍾書在1944年發表短篇小說《靈感》，諷刺中國人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渴望和評獎的那些外國文學權威。故事里寫到政府高瞻遠矚，把它支持的一位作家的作品翻譯成外文，以期加深彼此的理解。可惜他翻譯成了世界語而不是英語，評獎委員會不懂。錢鍾書也挑了瑞典漢學家的刺，說他們對漢語的古代音韻有異常濃厚的興趣，而不是文字的意義。
除了這些困難，我們還要認識到，在世界不同地區，文學的發展史也參差不齊，這就產生了不同的文學傳統。盡管中國自稱有著厚重的小說歷史，但在20世紀前，詩歌的價值要高得多。而且傳統中國小說與西方小說很不一樣，西方小說在19世紀后期就以人物刻畫細致、心理描寫深入和結構精準為優秀的標準。任何一個習慣了西方式小說的人，帶著預期去讀中國古典小說，例如《紅樓夢》，面對數百個關系松散的人物和章回體結構，都會遇到困難。
到了現代，小說的地位更加重要時，歐洲的小說樣式也被譯介到中國。隨之而來的，還有對小說文學外功能的重視：比如揭示與處理社會問題、促進文化學習以及“文化強國”。
相關新聞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