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們正在鋼筋叢林中忙碌，這樣的“街景”在全國各地隨處可見。作為經濟建設的“底盤”，兩千多個縣正次第掀起城市建設的一輪熱潮。然而，錢從哪來，又該如何還，始終還是個難題。 （CFP/圖）
在前兩年銀根放松與城市建設狂潮中，全國的縣城正次第變成大工地，卻兜頭遇上監管潑下的冷水，融資渠道全面收緊。
當銀根在極松和極緊之間搖擺，縣級融資平臺就是其中那個最危險的秋千。
捉襟見肘的縣級政府，正在紛紛抓住信托這根稻草。
趙保軍是安徽一家縣級地方融資平臺的一把手。過去半年，他所在的縣城投公司，通過安徽國元信托募資1.6億元。
這筆兩年期的信托融資成本極高，年利率為12%，接近貸款基準利率的2倍。而且，對一個凈資產約30億、負債三十多億的平臺公司來說，這點融資實屬杯水車薪。但趙保軍說，“我們別無選擇。”
在中國的城市經濟序列中，縣是最基本的單元。作為經濟建設的“底盤”，全國兩千多個縣正次第進入城市發展的一輪熱潮，卻在基建鑼聲正密時兜頭趕上監管潑下的冷水，融資渠道全面收緊。
沒有關死的渠道所剩無幾，而信托正是“矮子中的將軍”，也因此突然受到青睞。
信托就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財”，因為可以橫跨實業、信貸、股票等各種市場，具有銀行、證券無法比擬的靈活性，在中國自萌芽之日就承擔著金融創新的功能，但也因被地方政府作為融資工具大加使用而引發過大整頓，此后發展緩慢，直到最近五六年才迎來重新繁榮。
但信托正在卷土重來。南方周末記者梳理公開資料發現，截至2012年9月12日，僅安徽國元信托一家2012年就已發行45個區縣級平臺公司信托項目，占所有集合信托項目近六成，而2011年這一比例僅為三成。
2011年全國信托業務收入前兩位的中融信托、中信信托也紛紛轉向這一新領域。
截至2012年8月，中融信托2012年新成立的集合信托中，區縣級平臺公司占據半壁江山。在中信信托2011年發行的102只集合信托項目中，區縣級融資平臺僅有一只，而2012年這一比例已飆升至兩成。
“盡管信托這個管道并不好，但對一些縣級的平臺來說，信托現在幾乎是唯一的通道。”國元證券一位內部人士說。
“從來沒有這么艱難過”
“從來沒有這么艱難過。”趙保軍說，“對我們縣級平臺的政策已經近兩年沒有松動了，資金能調的基本上都調過了。”
2009年前后，伴隨“四萬億”投放，舉國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基礎設施建設“大躍進”。
銀根寬松。趙保軍所在的縣級平臺公司幾乎從未為籌錢發過愁，從商業銀行貸款“一個星期就可以放出來”。
但一場尖銳的社會討論由此引發，監管層心生警惕，展開對地方債務的摸底和清查。
2010年7月，銀監會下發244號“特急文件”，要求清查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
監管隨后層層加碼。2011年，全國一萬多家平臺公司被銀監會列入一份“名單”。2012年6月下發的191號文規定，對于到期平臺貸，一律不得展期或以各種方式借新還舊，僅可對公路和保障性住房新增貸款。而名單系統之外的平臺公司則直接被剝奪獲得貸款的資格。
2012年，銀監會又下發12號文，要求各銀行在原有“名單制”的基礎上，對融資平臺按照“支持類、維持類和壓縮類”進行信貸分類。
大多數縣級融資平臺的貸款，歸屬上述名單中的“壓縮類”。這意味著，嚴控之下，縣級平臺的商業銀行融資渠道凍結。
事實上，從2010年8月開始，趙保軍所在的這家縣級城投就開始被商業銀行陸續收貸，工農中建、徽商銀行，無一例外。
另一個渠道——城投債，也被發改委嚴控。
其設置的“21111”規則將絕大部分縣級城投擋在了門外——每個省會城市最多有2家融資平臺申請發債；地級市允許1家；直轄市申報城投項目沒有限制，但所屬任一區僅可同時申報1家；國家級開發區、保稅區、百強縣，可以各單獨申報1家，不占用市級名額。
那些非百強縣的兩千多個縣，便只能與市級平臺公司爭奪發債名額。毫無疑問，縣級城投落于下風。
而對資質要求更高的平臺類短融、中期票據，更無縣級平臺的立身之地——公開數據顯示，從2012年年初至8月，所有的短融中票均為地級市及以上級別平臺公司發行。
安徽省黃山市一家區級平臺公司，曾嘗試打破城投平臺發行中小企業私募債的限制。
盡管券商投行很感興趣，但上交所給出的口頭答復是，“雖然法律法規不禁止，但是不合適”。
而2012年8月6日由國家開發銀行主承銷的合肥市建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40億元城投類私募債，被外界解讀為城投類私募債“破冰”。
“這種債，對于整體規模有比較高的門檻。很多中小融資平臺只能看看，沒有什么動作可以做。”一位常做城投公司業務的律師說。
“從來沒有這么艱難過。”趙保軍說，“對我們縣級平臺的政策已經近兩年沒有松動了，資金能調的基本上都調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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