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之禍

　　1000余張轉賬支票，5億元非法套取的現金，京城首起特大地下錢莊案令人唏噓。

　　據辦案人員分析，實際涉案金額遠不止5億元——這個數字是有完整證據鏈確認的賬目，“實際交易額至少幾十億元”。

　　由于“套現”的收益一勞永逸，馬甸郵幣卡市場成為京城最大的地下錢莊。從導游拿回扣到包工頭逃避勞務費用稅收，原來似乎與普通百姓距離遙遠的地下錢莊，已經悄然來到了你我身旁。

　　作為《刑法修正案(七)》實施以來發生的第一起地下錢莊案件，涉案各方將會承擔什么法律責任？地下錢莊的前世今生、業務范圍以及危害性有哪些？法律專業人士給出了答案。

　　1.他們的“串支票”生意

　　——京城首起特大地下錢莊案紀實

　　2012年7月30日，經營金額高達5億元的地下錢莊案在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在涉案的38名被告人中，有經營電話卡業務的個體商戶，有企業高管，甚至連銀行行長也被牽扯其中。在此之前，公眾對被告人所涉嫌的非法經營罪并不熟知。此案的審理，為公眾上了一堂“鮮活”的普法課。

　　地下錢莊的“莊主”

　　馬甸郵幣卡市場位于北京繁華的福麗特商業街上，是亞洲最大的郵幣卡市場，主要經營郵票、錢幣、電話卡以及古玩。一年以前，它的另一個隱蔽身份是——京城特大地下錢莊集散地。

　　黃凱生于1974年，是江西人。1992年，黃凱高中畢業后在家鄉江西省南昌市做郵票生意。1998年至2001年期間，黃凱去上海做起了IC卡買賣。2002年，黃凱轉戰到了北京，在馬甸郵幣卡市場租下了攤位，做電話充值卡生意。而后，黃凱生意越做越大，他有了自己的房和車，并把家安在北京。

　　黃凱介紹說，經營電話充值卡業務，需要根據地區差價找到相對便宜的代理商進貨。之后，再將這些卡銷售給全國的下一級經銷商，從中賺取差價。黃凱的攤位銷售移動、聯通、電信充值卡，卡的面值從10元至500元不等。黃凱透露，通常一張卡只能賺到3分錢到1元錢的利潤。

　　由于電話充值卡批發利潤薄，黃凱只能依靠走量獲取更多的收入，他每天的進貨量在700萬元到1000萬元之間。因而，黃凱每天會有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的現金流。但最讓他頭疼的是，他的上一級電話卡充值代理商不收取現金，貨款只能以支票或銀行轉賬的方式交付，這就意味著他每天早上必須把前一天賣出的巨額現金存入銀行，才能確保第二天順利進貨。

　　為此，黃凱天天都要跑銀行存款轉賬。通常情況下，黃凱在早上銀行開門前就要去排隊存款。由于銀行清點、入賬時間很長，每天幾百萬元的現金，銀行為此要單開窗口接待他。因為黃凱存款當天存、當天轉賬，并不給銀行創造業績，銀行職員對黃凱很反感。為此，黃凱沒少受銀行的“氣”。這種處境，也讓黃凱的同行們叫苦不迭。

　　2005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有人拿著轉賬支票直接找到黃凱“串支票”，即希望用支票兌換他手里的現金。對于黃凱來說，這可是件好事，他不用去銀行存錢轉賬，省時省力不說，還能賺到一筆手續費。

　　黃凱供述稱，“串支票”的手續費一般在0.5‰～1‰，相當于100萬元收取500元～1000元的費用。相對于賣電話充值卡的微薄利潤，“串支票”所得收益更為豐厚。“1張100元的卡最多賺一兩毛錢，有時候拿貨價錢偏高，為了維持和代理商的長期合作關系，即使明知賠錢也要進貨。而且，每串100萬元現金就有800元左右的純收入。電話充值卡市場低迷的時候，‘串支票’的收入還能貼補銷售充值卡的主業?！秉S凱介紹“串支票”的好處。

　　黃凱實際控制的多家公司為套現創造了條件。當初，電話卡充值業務需要銀行對公賬戶，黃凱便注冊了公司。隨著生意越做越大，他陸續以家人及職員的名義注冊了11家公司。為了規避跨行轉賬的繁瑣程序，他還為這些公司辦理了多家銀行的對公賬戶，所有串現的支票都會打到黃凱的對公賬戶里。

　　黃凱說，他幫忙“串支票”給付現金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現金需求方將支票交付給他，他再將這張支票入到自己的公司賬戶內，扣除手續費之后直接給現金，通常這種方式的手續費比較高；另一種是現金需求方把支票入到自己的公司賬戶，然后通過轉賬方式轉到黃凱公司賬上，黃凱扣除手續費后將現金交給對方，或是轉到對方的私人賬戶內。在本案中，黃凱的涉案金額高達2億余元，占涉案總金額的40%。

　　據公訴機關指控，2009年至2011年4月，黃凱等38人未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準，為幫助實現北京儒意欣欣廣告有限公司等70余家單位從單位銀行結算賬戶內提取現金的目的，非法收受上述單位通過轉賬支票、電匯和網銀轉賬的方式支付的單位銀行結算賬戶資金后予以套現，并從中牟取非法利益。

　　由于“串支票”的收益一勞永逸，馬甸郵幣卡市場成為京城最大的地下錢莊，市場里的8位個體商戶接連成為地下錢莊的“莊主”，受審的其他30名被告人是為“串支票”牽線搭橋的“中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