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前，她是石家莊一家大型國有企業的計生委主任。在這個崗位上的每一年，她都能捧回市級先進工作者的榮譽證書，一家人以她為榮。
然而，就在今年初，這位64歲的母親失去了自己的獨生兒子。她和丈夫陷入了對“老無所依”的深深恐懼之中。
“我曾有過另一個孩子的。”老人一手托起眼鏡，一手在眼睛上胡亂抹了幾下。
時光倒流至1979年4月，懷孕兩個多月的她到醫院接受了人工流產手術。
“要是生下來，現在不就頂用了？！”李建榮感慨道，“只是那時我別無選擇。”
在老同事看來，李建榮的“先進”名至實歸。她干活“不要命”，還特別擅長做思想工作，“代表上級的聲音”，把政策解釋得一清二楚。
“我那時可是信誓旦旦的！”這位前“計生主任”回憶往事，開始不斷地提高聲音。曾經有很多育齡婦女問她，“家庭結構變成‘4-2-1’怎么辦？”“獨生子沒了怎么辦？”
她會斬釘截鐵地回答：“這不是你該考慮的問題，上面一定會解決。”
直到今天，她還是念叨著這套說辭。然而，語氣間少了堅定，多了哀求。而回復她的聲音，也變成了“你都這樣了還唱高調？”(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我沒法后悔。”這個年過花甲的女人緊緊攥住一塊手絹，有些發狠地說，“當時坐這個位子，工作比孩子重要！”
李建榮清晰記得30多年前的情境。大兒子5歲了，她才懷上第二胎。按照“一個不少，兩個正好”的政策，她順利拿到了指標。然而，肚子還沒見隆起，新號召卻來了：“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
“領導親自來做工作”，本來自覺“合理合法”的李建榮開始動搖了。她的婆婆急得突發心臟病住院，丈夫一到晚上就躲在大門外偷偷落淚。
在經過近一個月的糾結后，這位“先進工作者”還是決定放棄腹中胎兒。為此，她還得強忍著痛苦，說服家里的老人“要理解和感恩國家”。
那是一個“說陰不陰，說晴不晴”的4月早晨，風里還有冬天殘留的寒意。李建榮獨自跨上自行車，往婦科醫院騎去。“車子沉，腿也沉”，這位即將終止自己孩子生命的母親每前行一步，都在“掙扎”。“簡直是蹬著鋼圈去的”，她說，“我恨不得變成孫猴子，遁了，到沒人的地方生下孩子，再回來”。
到了醫院，她希望“隊伍越長越好，永遠也輪不到她”。但那一刻還是來了。因為當時的醫療技術水平不高，她痛得數度嘔吐。
修養一周后，她便返回崗位。當時也有幾個女同事和她的情況相同，但平時盡職盡責的李建榮一句也沒勸說過她們。
這一年內，全廠364個育齡婦女，有60人和她一起，領取了獨生子女“光榮證”。發證的那天，領導對著喇叭，情緒高漲地表揚她們“為國家做出了貢獻”。
和以往的表彰大會不同，現場始終一片靜默。
“退休后，我和她們慢慢失去了聯絡。”李建榮忐忑地表示，“不知道她們的孩子都好不好？”
事實上，在此后的幾年間，這位母親總是做噩夢。夢里，一個小姑娘哭著拉住她的手，反復問她：“娘啊，你為啥不要我？”
10年前，李建榮的獨生子李來虎被查出患有神經纖維瘤，開始接受大大小小的手術。為了給兒子治病，已經退休的她學習中醫推拿，借錢開了個小診所，補貼治療費用。
“我是最不幸的，也是最要強的。”李建榮緩緩地回憶道。母親去世時她只有10歲，此后她“背著弟弟，領著妹妹”，努力讀書，成績一直很優秀。直到參加工作，這個出身貧寒農家、靠國家減免學費才完成中專學業的姑娘，始終堅持認為“命運難不倒我，將來我一定比別人強”。
最初，李建榮在工會文藝隊工作。為了開展活動，她學會了五六種樂器，排練節目徹夜不睡。當上計生委主任后，她更加努力了。有一次，她的第3、4、5節腰椎間盤脫出，“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走”，她就趴在床上寫報告、擬計劃。
“我當時認為自己的工作很神圣。”在李建榮看來，“無論是洞房花燭夜還是兒子第一次叫‘媽媽’”，都比不上她憑借工作獲得榮譽的那些瞬間——“站在臺上，相機閃光燈晃眼，領導把獎狀遞到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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