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深夜，廣州人民南路的人行天橋上，一名流浪男子入睡。南都記者黎湛均攝

7月6日，廣州市救助管理站中心，一個男孩靜靜地看著窗外。

　　晚上8點半，撿了3小時瓶子的小魚疲憊地回到廣州市天河區五山橋底的“家”。他一屁股陷進舊沙發，迅速扒拉起一個盒飯，老寧光著膀子，捧著方便面從另一側橋墩下湊過來。

　　老寧腳下是一片5平方米左右的水泥錐，倒立的椎體仿佛張開的狼牙，中間有著被敲掉的豁口。比他們更早棲身橋底的水泥錐是當天網絡上的熱門話題，也陸續在深圳、南寧等地天橋下出現。

　　2003年一個春夜，廣州街頭，比小魚小1歲的湖北青年孫志剛因強制性收容被打死，直接導致收容遣送辦法廢止，政府向流浪乞討人員伸出一雙名為“救助”的大手。

　　實施9年來，救助管理辦法頻頻遭遇新問題，救助、疏導和安置如難解的疙瘩纏繞在城市管理、底層人群權利和社會福利制度銜接等宏大話題之中，許多救助站也在老難題新現象層出的糾結中，渴望政策更多支持以及法律上的明晰。

　　鉆了空子

　　流浪乞討人群對救助辦法不了解，對舊工作人員不信任，是廣州市救助站站長徐福憲和他的同事最初遇到的最棘手問題。

　　徐與新的救助管理辦法同時上崗，“那時全國各地都在摸索，沒有具體做法，直到2005年廣州街頭流浪乞討人員開始了真正的爆發期”。

　　五山橋底的中年男人“大廣西”，就在那時感受到了救助之手的溫度，被小偷洗劫一空的他，從救助站得到3包方便面，還有一張廣州到南寧的車票。

　　按照民政部的救助細則規定，符合“因自身無力解決食宿，無親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農村五保供養”的城市生活無著流浪乞討人員，在如實提供身份等信息后，會得到一般不超過10天的免費食宿安排，返鄉沒有交通費的，由救助站發給一張車票或船票。

　　“由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體現著政策的進步，但政府的操作還是比較機械，也沒有達到一個很好的救助效果”，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湯秀娟觀察說，這種救助方式催生出名為救助實則騙票的“跑站”和以贏利為目的的“倒票”。

　　一張張免費提供的“返鄉”車票，把“大廣西”送到了任何他想流浪的城市，兩年后他完成了除新疆、西藏和北京外的全國之旅。

　　被鉆了空子的救助站在2008年實現了全國的救助信息聯網，去年3月全國救助聯網系統再次升級，增加了指模識別技術，不少救助站建起了“黑名單”防止重復救助。

　　沒法去救助站混吃混票，“大廣西”開始長駐廣州橋下，這片鐵路、公路交錯的空間，人來人往，有人露宿一夜就消失，有人一住就是五六年，多時有20多人，現住的5個人，都避開水泥錐把舊床墊、破報紙鋪在平坦的一側。

　　過往市民把一撇復雜目光投向他們，或同情或厭惡，或戒備或不解。這是一個邊界模糊的群體，在官方的公開信息中，找不到他們的數據。

　　可以佐證這并非一個小群體的數字是，2010年全國民政會議公布上年機構救助和街頭救助流浪乞討人員150萬人次，2011年仍有100多萬人次。去年年末召開的全國民政工作會議則公布，中央財政首次安排流浪乞討人員救助專項補助經費10億元，全年救助100多萬人(次)，其中流浪未成年人10多萬人(次)。

　　容身之所

　　陸妹是組成這上百萬救助人口數字中的一個，她半蜷縮在廣州市救助站207宿舍的床上，不停揮手、傻笑。骨齡鑒定患有唐氏綜合征的陸妹超過20歲，脂肪厚度為0，身高不到1.4米。

　　陸妹被發現時沒有身份線索。五年來，她像物品一樣寄存在救助站，經過四五次媒體尋親無果，仍每天處于被照顧狀態，吃15元的伙食、被攙扶著洗澡、大小便……沒有記憶，不問前途。

　　未成年人、殘障和身患疾病的流浪乞討人員，是救助站滯留人員的主要構成部分，大多早已找不到回家的路徑。

　　目前廣州市救助站有118個未成年滯留者，30多個殘障兒童“連翻身都不會”。河南省滯留在站內和由救助站付費的有精神問題滯留者達600余人。武漢市救助站每年累積滯留者多達五六百人，少則二三百人，“有重大疾病需要專業醫治的送往醫院，治好了又重新回來。”

　　根據救助制度，對無法送回的或者找不到家庭的，一般就地安置。

　　全國認可的辦法是，救助站與其他部門合作，進行委托臨時安置。渠道分為政府買單購買服務，定點安置以及滯留救助站，定點除了精神病院、成人福利院和兒童福利院，還有未成年人保護中心。

　　看似渠道充足，但救助站卻認為“遠遠滿足不了需求”。廣東省佛山救助站每年安置精神病人200人左右，9年來滯留在精神病院的也有約200人。

　　佛山市救助站陳姓負責人分析，“安置水平取決于當地財政狀況，這也是為什么珠三角救助人群多的原因。”

　　“但由于經費、條件和工作人員的不足，送往廣東省民政廳救助安置中心或者佛山市福利站的都不過三五個人。”該負責人說。

　　與狹窄的出口相反，救助的入口逐漸放寬。民政部在2004年1月，將被盜被搶等流浪乞討人員納入救助對象。實際操作中，救助站還接收部分14歲以上沒有親人的服刑人員子女，以及臨時出現的上訪人群，救助站成了“大雜燴”。

　　如何“救助”強迫性乞討人員是目前管理流浪人員問題中最棘手的問題。職業性乞討人群“城市磕頭，回家蓋樓”，乞討中存在裝扮殘疾人，甚至使用違法犯罪手段，販賣、租借孩子、逼迫毆打未成年人等。

　　河南省民政廳工作近20年的徐明(化名)介紹，對職業乞討人員主動救助效果并不理想，最后成功勸返的也就30%。

　　“救助制度后續銜接不上也是流浪乞討人員不愿接受救助的原因，”湯秀娟解釋，“救助對象拿著車票返鄉后，當地的救助政策銜接不上，沒錢讀書還是沒錢讀書，受到家里虐待還是一樣被虐待。”湯秀娟觀察，這樣的現實導致流浪乞討人員認為“還不如不接受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