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塌下來了
2007年的那個母親節，到了該放學的時間，可是女兒方娟還是沒有回家。楊建芬正打算出去找時，門開了，女兒拿著一大束玫瑰花出現在面前：“媽媽，母親節快樂！”
即使孩子已經離去4年，這依舊是楊建芬腦海中永遠揮之不去的畫面。
“5·12”地震之后，年過半百的楊建芬總是覺得自己的記憶力很差，經常丟東落西，提筆忘字。但是女兒生前的每個點滴，似乎就發生在昨天，細節歷歷在目，甚至連一些事件發生的具體日期，她還記得非常清晰。
楊建芬說，她和丈夫在這個孩子身上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愛。在女兒很小的時候，他們就讓她學習舞蹈。
“我女兒16歲上高一時，個子就超過了170cm，出落得亭亭玉立，長長的頭發快觸及地面；她在學習上也是佼佼者，從小到大一直都是班級的前幾名，并且一直是學生干部。”楊建芬說。
楊建芬曾想過讓女兒去綿陽市上高中，但因為成績太優秀了，孩子所在的北川中學不同意讓她轉學。
地震那天，楊建芬被軍人從家里救了出來。5月13日一早，她的身體剛剛恢復了些，就趕去北川中學找正在上高一的女兒。因為腳受過工傷，在趕去北川中學的路上，楊建芬找了一根粗木棒當作拐杖。一路上，她不斷設想著女兒可以生還的各種可能，最后她想：女兒那么勇敢，一定會從教學樓跳到松軟的草坪上逃生！
那天，北川大雨。到達北川中學時，救災的官兵沒有讓楊建芬進入現場。隨后，她又分別去安昌和綿陽醫院去找女兒，但都沒有找到。到了5月16日，楊建芬再次回到北川中學，還是沒有找到女兒。但直到那時，她還堅信，女兒還活著。
就在那天，鄰居對她說，找到你的女兒了。聽到這句話時，楊建芬興奮地以為女兒逃過了一劫。但在領著她見女兒的路上時，鄰居一再叮囑她到那里不要哭。楊建芬答應說：“好！”那時，鄰居才說，孩子已經遇難了，她的遺體是完整的。
當看到用藍色塑料袋包裹著的女兒時，楊建芬知道，天塌下來了。
2008年，政府通知去領孩子撫恤金，楊建芬是最后一個簽字的人。“當時聽到念我女兒名字的時候，我一直在哭，也不想簽字，我不相信女兒真的就這樣離開了。”
因為房子在地震中并沒有受到嚴重的破壞，所以女兒生前的相片，她都完好地保留著。在清理女兒的遺物時，楊建芬找到女兒的一個存折，里面共有1270元錢。
“這些都是孩子平時省吃儉用省下來的。”說到這里，楊建芬的眼睛里再次浸滿淚水。
想女兒了，楊建芬就把孩子從小到大的相片隨身放在包里。讓她傷心的是，2011年4月11日，她在買菜時，包被小偷偷走了，女兒生前送給她的價值1480元的手機和相片也遺失了。為了要回照片，楊建芬去報了警，還登了尋物啟事，但尋回失物的愿望始終沒有實現。
每到忌日，楊建芬都會給女兒寫一封信，然后趕到幾十公里外的老北川中學把信燒掉。現在，讓楊建芬不能接受的是，去年8月11日，他們將女兒的骨灰埋在那里，想要給孩子立碑卻被拒絕。
“領養”的分歧女兒離開之后，楊建芬開始失眠，每天都會夢到在地震中死去的女兒，身體每況愈下。在2009年，大批志愿者來到新北川，幫助災民走出心理陰影。在他們的幫助下，楊建芬慢慢擺脫了對藥物的依賴。在今年的4月25日，楊建芬也成了中科院駐北川地區的一名志愿者。
現在，楊建芬最擔心的就是丈夫方永貴。方永貴地震后就患上了抑郁癥，每天借酒消愁，需要靠藥物維持， 20元一顆的藥一天一粒，而這錢就是來自他們女兒的2萬元撫恤金。
“每次去買藥，就是我最心痛、最心酸的時候，因為那是用女兒的命換來的錢，”說到這里，楊建芬開始哽咽，“在這兩年中，他接觸最多的就是酒，一直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脾氣也變得異常暴躁。沒出事前，他還是一個單位的經理，可是自從孩子走了之后就成了這個樣子，誰的話也都聽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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