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閉的自我

　　自從5月30日從看守所回到家里，鄧明建每天都會被記者包圍，甚至連上街買菜都要被攝像頭追蹤。心里雖然有些不情愿，但嘴上卻說不出來，這個白白凈凈的小個子四川男人，嘴角總是保持著一絲苦澀的笑意。寡言，聲音很小，說話時候甚至都不好意思抬眼看人。他好像從來沒有拒絕過別人，母親去世那天的細節已經講述了無數遍，但只要有記者上門，還是會從床底下摸索出兩盒牛奶招呼著。他表示拒絕的方式只是沉默不語。

　　我第一次見到鄧明建，是在6月6日晚上。重獲自由一周后，這是他第一天去上班，新工作是在一家機械廠里做螺絲。早晨8點上班，晚上20點下班，一盒子的螺絲80個，總共8毛錢的加工費，這一天他一共做了70多盒，掙了50多塊錢。沒有底薪，按照這個速度干下去，一個月的工資不過1500元。

　　現在的出租屋位于番禺石碁鎮官涌村，一座兩層簡易樓房被分割成若干個單間，不足8平方米的空間里，集中了臥室、廚房和廁所，月租金100元。床上的毛巾被疊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鄧明建說這是在看守所養成的習慣。他還沒來得及適應沒有管教的日子。

　　看守所的日子一共持續了一年零半個月，這大大出乎鄧明建的設想。“剛開始派出所叫我去問話，我還以為問完就能回家呢。”他的回憶自始至終都很平靜，“可是，等了又等，后來聽看守所里的號友們說，才知道自己犯了這么大的罪。”

　　5月30日，鄧明建案在番禺區法院開庭宣判后，鄧明建步出法院接受媒體采訪

　　警察的出現，也完全不在鄧明建的預料中。他睜大眼睛告訴我，在他的老家——四川閬中一個名叫金子鄉的山區小鎮，老人們去世后，只要招呼親友鄰里來幫忙就是。那里還保留著土葬的習俗，親人離世與殯儀館、警察都扯不上關系，悲痛之情也很快會被忙碌而瑣屑的喪葬事宜所代替。無論是自殺還是自然死亡，生死只是自家的事兒。

　　可是，去年5月16日上午，當73歲的母親在出租屋里喝農藥自殺后，接下來發生的事卻遠遠超出了鄧明建的生活經驗。他先是打電話叫回了在廠里上班的老婆華素英，然后兩個人騎自行車去附近街上買了些紙錢和貢品，回到出租屋后給母親換上壽衣。接著，他又找到管生產的廠長劉建明，問人死了該怎么辦。劉的老婆與鄧明建是老鄉，這是他在異鄉唯一能夠求助的人。劉建明也說不太清楚，讓鄧明建先聯系殯儀館。電話打給殯儀館，“可接線的工作人員說應該先報警，讓警方開死亡證明才能火化”。

　　中午，派出所的警察來了。進出租屋后，他們看到一個老太太仰面躺在床上，已經死亡，可是，屋子里彌漫著濃重的農藥味。簡單詢問后，鄧明建被帶走，這一去就是一年。

　　根據判決書所述，當天下午，鄧明建在派出所就原原本本交代了事情經過。警察的問訊根本沒費什么勁兒。“我哪知道那是犯罪啊，心里想，聽媽媽的話還有錯嗎？”其實，除了懊悔之外，鄧明建心里對母親也有點怨言：“20年來都是我照顧她，她知道我最聽話，可臨走了還這樣忍心害我！”沉默一陣后，他自言自語道：“也不怪她，我都不知道是犯罪，她就更不知道了。”

　　5月16日那天發生的一切，是當晚我們的談話中，鄧明建最不愿提及的部分。也難怪，那是他心里最痛的部分。其實，判決書里已經做了非常詳盡的描述：早上，鄧明建像以往那樣喂母親吃了稀飯后準備去上班，可母親不讓去，非要他在家陪著。鄧明建答應了，他去廠里請了假趕緊又回到家。母親抓著他，幾乎是哀求他去幫忙買瓶農藥回來，臥床近20年的老太太下定決心要自己結束病痛，她最近連續摔了兩跤，無論是身體還是情緒已經差到極點。鄧明建后來猶豫著答應了，他騎自行車到3公里外的供銷社，問售貨員什么農藥殺蟲最厲害。售貨員推薦了兩種，并說勾兌起來效果最好。鄧明建花了29塊錢買下了這兩瓶農藥，回到家，他在母親的要求下，擰開蓋子勾兌在一起，遞給了母親。老太太仰頭喝下四五口，躺下就睡了過去。鄧明建把藥瓶子扔到門口的垃圾桶，然后開始準備張羅母親的后事。

　　這就是案發經過。在看守所里，小學未畢業、已經40歲的鄧明建第一次認真讀報紙，第一次認真看電視新聞，第一次聽人跟他講起法律條文，當然，都是被要求完成的任務。在會見律師唐承奎的時候，鄧明建坦言自己看報紙時很多內容似懂非懂，但最起碼，一年后他終于明白一件事：“不管是好心還是壞心，不管是多親的人，幫別人去死就是不對的。”

　　5月30日，鄧明建的妻子華素英（前）在庭審現場

　　瓦解的家庭

　　在鄧明建印象里，母親一直是家里的主心骨，性格強勢，甚至有些霸道，父親則是老實巴交的農民。1991年，鄧明建舉行完婚禮的第二天，母親卻突然得了腦血栓，一只胳膊抬不起來，半邊身子也開始麻木。當時，母親才五十出頭，這個年紀，在他們四川老家，正是腦血栓病的高發期，俗話叫半身不遂。嚴重的時候，母親甚至不能言語，生活已經無法自理。

　　妻子華素英是1995年來廣州打工的，當時，她和鄧明建的兒子已經3歲多，僅依靠家里1畝多山地的糧食產出，甚至連溫飽都無法維持。華素英決定到廣州投奔早一年來打工的姐姐，住在番禺石碁鎮的南浦村，進入附近一家鞋廠。鄧明建沒有一起跟來，他要在家照顧癱瘓在床的母親。

　　其實，鄧明建并不是家中獨子，他還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弟弟。可是，生性要強的母親常年臥床，性格變得更加暴躁，母女關系緊張，姐姐們甚至平日很少回娘家。弟弟的遭遇更離奇，鄧明建介紹，弟弟曾結過兩次婚，可先后兩個媳婦都因為與母親的婆媳關系不好，“被媽媽罵走了”。后來，弟弟只好“倒插門”，“嫁”到了隔壁一個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