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好國企的根本目的是要創造更好的經濟運行環境，從而為實現國企和民企的共同發展壯大奠定基礎

　　“對所謂國企‘壟斷’的指責有相當一部分是不客觀的。”在接受《望》新聞周刊采訪時，一位國企高管說，“無論是國有企業真實的壟斷規模，還是壟斷后所起的作用，都存在許多誤解，還有一些是明顯的誤導，有的甚至是對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刻意扭曲與有意忽視。”

　　“十一五”期間，中國相當一批國有企業實現了從“中國500強”到“世界500強”的跨越。而前一段時間里，有一種聲音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完全歸因于國企的壟斷地位，并進而將深化國企改革等同于打破國有企業在一些關鍵性部門的主導地位，讓國有企業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讓國企統統私有化，等等。

　　在真正了解國有企業的專家眼中，這種觀點是有偏頗的，是一種誤導。

　　國企存在的范圍

　　不是以壟斷或競爭為依據

　　對任何問題的分析，如果脫離了科學、客觀的邏輯，結論是站不住腳的。“所謂‘國有企業壟斷論’并不符合實際。”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部部長許保利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在目前的國企中，完全壟斷型的企業很少。即使在一些普遍被認為壟斷程度較高的行業中，不同企業之間的競爭，包括國際競爭非常激烈，并沒有哪一家企業能夠在市場上真正占有壟斷優勢。

　　“在117家央企中，真正算得上壟斷企業的可能只有8家。”他一一作了列舉：中石油、中石化、國家電網、南方電網、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以及中國鹽業總公司的食鹽專營業務。

　　“雖然少數具有壟斷特征的行業是國有企業分布得比較集中的領域，但從本質上看，國有企業存在的范圍并不是以壟斷或競爭為依據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瑞談到，實際上，我國國有企業存在的大部分行業，如建筑、房地產、汽車、機械制造、信息產業、商業和社會服務業等則都具備了較強的競爭性。

　　還有一些聲音，把無論國有私有、無論中資外資都普遍存在的“大企業通病”——比如決策低效、官僚層級制度、浪費、高管高薪等，也只與國有企業壟斷聯系起來。在一些專家看來，這也有失公允。

　　“把大企業病簡單地歸咎于所有制，歸咎于壟斷，并不科學，也不是負責任的態度。”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認為，壟斷作為一種市場結構狀態，與所有制形式并沒有直接的關系，“相比較，中國僅有少數行業由國企掌控，而在私營企業占絕大多數的西方發達國家，存在著的則是更廣泛、隱蔽更深的壟斷。”

　　有專家進一步分析指出，由于中國的一些行業壟斷是由國有企業實現的，因此才可能讓壟斷服務于99%，而不是1%，這使國有企業壟斷的目的具有了公益屬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斌談到，私人壟斷資本關心的是自己的資本利潤，而國企則需要同步承擔公共利益：保障經濟發展、保障人民生活基本需要、提升國家產業競爭力，尤其是，當跨國壟斷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攻城略地之時，要起到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關鍵性作用。

　　因此，有專家強調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使之更好地服務于公共利益，這包括允許私人資本進入、更進一步地做大做強、維護價格穩定、提高社會監督水平，等等。

　　“這一切都不能以削弱國家控制力為代價，不能讓國家利益、公共利益被私人或外部資本控制。”專家特別提醒。

　　等待民企逐漸成熟

　　“多年來國企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放開市場、打破壟斷，這從近年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就可以看出。”許保利告訴記者，盡管在落實上仍存在不足，但國企壟斷的根本目的是要創造更好的經濟運行環境，從而為實現國企與民企的共同發展壯大奠定基礎。

　　在他看來，當前之所以還要在少數領域保持國有企業的絕對控制力，主要由于“民營企業的羽翼尚不夠豐滿”，再加上相關的體制機制也不夠完善，導致國企在這些領域放棄控制力的時機還不夠成熟。

　　首先，民營企業目前還沒有力量承擔保障經濟正常運行和人民生活基本條件的重任。

　　根據相關統計，截至2011年底，117家中央企業的近9成資產集中在石油石化、電力、國防、通信、運輸、礦業、冶金、機械行業等少數行業。此外，這百余家央企承擔了幾乎全部石油天然氣、乙烯生產，全部基礎電信服務和大部增值服務，發電量的60％以上，電力設備的70％；在第三產業，中央企業承擔民航運輸周轉量的82％，水運貨物周轉量的89％……

　　“其實，靜下心來看一看，就不難看出，這些行業都是對于調控宏觀經濟運行非常重要的領域。而根據以往的經驗，由于民營資本自身的逐利性以及監管機制不完善，一些行業一旦貿然放開，結果很可能就是失控。”對此，許保利還做了如下分析：

　　一是由于民營資本以追逐利潤為首要目標，事實上存在著為私利忽視乃至損害公共利益的情況。“這些年來，許多民營資本進入較多的行業，也是價格上漲最快的行業。”

　　二是民營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其投資“無利不起早”、“挑肥揀瘦”、“有好處就上，沒好處就跑”，投資中存在的短期逐利行為與經濟穩定發展的長遠目標有矛盾。

　　“比如煤炭開采領域，發達國家的煤炭回采率為60%80%。國內的兩家中央企業中，一家是72%，另一家是86%；一般的大型煤礦為45%左右，而私人投資的小型煤礦回采率只有15%20%，小煤礦采一噸煤要浪費兩噸、三噸煤。我們的資源本來就少，經不起這樣的浪費。”他說，提高回采率意味著更多資金和技術投入，但民營資本一般不愿做這種“費時費力”的“苦差事”。民營資本算的只是多少投入、多長時間能盈利多少的賬。

　　三是由于民營資本體量相對較小，沒有能力承擔抵擋沖擊、保障經濟正常運行的重任。

　　“以電信行業為例，目前增值服務已經放開，而基礎電信網還沒有放開，除安全考慮，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后者建設成本太高，全國建一個類似網絡至少需要2000億元，當前國內任何民營企業恐怕都無法承受。”

　　其次，在一些專家看來，更大的問題在于，民營資本尚無法擔當國家經濟的“防波堤”和“安全閥”的大責。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退出的行業，民營企業并沒有占據控制地位，反而為外資壟斷讓出了市場，給經濟安全埋下隱憂。

　　早在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就披露，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5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

　　“很多都是當初國有企業退出的領域。”高梁說，本想給國內民營資本創造更多發展空間，結果卻讓外資控制了許多行業，有些甚至是重要的行業。這說明在面對跨國壟斷資本的激烈競爭時，當前中國的民營資本還不是真正的強大的對手。

　　“有人說把民營企業組織起來，來抗衡跨國公司，但這同樣是理想化的想象。”楊斌坦言，“把再多的小舢板拼組起來，也成不了航空母艦。”

　　環視全球，不難發現，市場不斷開放下的后進國家，其民族企業多半成了跨國公司的附庸，除了獲取低廉利潤之外，難以做到通過資金、技術、人才的積累實現自主創新，也很難成長為可與跨國公司匹敵的巨型企業。而在跨國企業遭遇困境時，還很容易成為風險轉移與危機轉嫁的對象，陷入為基本生存而掙扎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