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的信息交流更加暢通，工廠之間的待遇差別很容易就知道，年輕人的流動也是用腳投票”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黃艷黃浩苑

　　李松陳晨李俊義黃深鋼

　　四川金堂市廣興鎮的鄒磊初中畢業就外出打工，今年23歲的他7年間已經換了10份工作。“可能不止10份，有些零工就不算了”，鄒磊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去年春節前他辭去成都一份鞋廠工作，在東莞長安鎮一個電子廠做起了車工。

　　“來東莞工作是因為父母也在這打工，先呆著，慢慢再謀出路吧。”鄒磊是從“留守兒童”變成農民工的一個典型。

　　鄒磊的經歷和父母完全不同。他的父親鄒俊德在東莞長安鎮一家醫院干了已經10年，母親在這家醫院也做了8年護工，去年10月才因身體原因換了一份給人看孩子的活。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去年底對全國2043位農民工所做的就業趨勢研究表明，農民工“短工化”趨勢隨年齡減小而增強，新生代農民工“短工化”趨勢更明顯：與1980年前出生的農民工相比，“80后”農民工第一份、上一份和每份工作平均持續時間分別由4.6年減至1.7年、4年減至1.5年、4.2年減至1.5年。

　　隨著新生代農民工進城打工增多，企業與其訴求差距日大，不少人頻繁跳槽，“廠漂”“短工化”現象在當前“用工荒”中特別明顯。在受訪企業主和多位專家看來，這不僅加劇了“用工荒”形勢，也影響了打工者自身發展，給社會穩定、企業發展以及產業升級都形成不良影響。他們呼吁，及早重視“廠漂”“短工化”等趨勢性問題，對打工者群體和企業雙方給予引導和扶持。

　　“只有試過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本刊記者最近走訪多個人才市場了解到，不少“85后”、“90后”農民工因為各種原因切換工廠、調換工種。

　　畢業于竹山縣職業技術學校的22歲的孫偉節后到武漢人才市場找工作，本刊記者碰到他時，已接觸過三份工作了，“都不合意”。他說，自己在廣州、深圳一帶打了5年工，進過TCL、波導、可口可樂、美的等工廠，利用業余時間還考取了叉車證、鏟車證和駕照。旁邊的招聘人員問孫偉：“你這么頻繁地換工作，說明你對工作不夠有忠誠度，會影響你再找工作吧？”孫偉說：“不同的企業待遇和條件都不一樣，年輕不能一直留在一個地方，只有試過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孫偉告訴記者，5年的打工經歷讓他明確了自己的創業理想，到武漢工作是因為他要到這里上一個為期3個月的夜校培訓；這3個月里他也需要一份能夠養活自己的工作。如果孫偉的計劃順利，那么3個月后他又將離開他工作的工廠。

　　像這樣的故事和例子充斥當前的就業市場。湖南湘西州廣州工業園一家服裝企業廠長王承云告訴本刊記者，這里一線工人的工資月均1000元，對于年齡大的農民工還有些吸引力，但對年輕人“卻沒什么吸引力”。去年招的年輕農民工相當一部分來了兩三個月后就去沿海大城市打工了。

　　富士康旗下的鴻富錦精密工業（武漢）有限公司行政服務處人力資源專理杜進文介紹說，富士康主要使用年輕人，這兩年“廠漂”的問題確實越來越嚴重，他們往往三五個人進廠，過不久就可能三五個人辭工。“年輕人的信息交流更加暢通，工廠之間的待遇差別很容易就知道，年輕人的流動也是用腳投票啊，可以理解。”

　　本刊記者調研發現，目前企業界對農民工訴求多元化缺乏有效對策。不少企業致力于改善企業管理制度、提升員工福利以提高工人穩定性，但在企業用工成本上升等問題帶來的壓力下，如何穩定新生代產業工人成為企業亟需破解的難題。

　　供求變化加劇流動性

　　多位受訪基層干部和企業主認為，目前不斷壯大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對薪資待遇、社會保障、個人發展等提出了多方面的訴求，但現階段能提供的公共產品、用工環境尚難以滿足這些需求，這一矛盾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在各城市、各企業之間的流動性明顯增加，這也是形成“廠漂”的重要原因。

　　目前“廠漂”現象大量出現，應當說與當前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變化有關。由于勞動力資源短缺的問題越來越明顯，農民工就業時有了更多選擇，導致其更換工作的頻率加快。在西部輸出農民工的一些地區，不少農民工因為不滿企業工資待遇、用工條件等，主動選擇離職，成為“廠漂”。重慶巫山縣農民工輸出經紀人鄭寧告訴本刊記者：“去年11月份，廣東佛山一家陶瓷廠拿到海外訂單，緊急從巫山縣招聘了100多名勞動力。到崗后，由于不滿勞動強度大、待遇低等原因，農民工們就選派代表找廠方談判，雙方達不成一致意見，結果一周內就走掉了150人。”

　　除此之外，其他多種訴求也導致了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不穩定性。出生于1989年的安徽阜陽人李香自從外出打工開始已換過好幾份工作。李香擇業最看重的是個人上升空間和工作環境。“我們當然是想趁著年輕多學點東西，不斷提高自己的素質；如果一個公司只是讓你長期做零工，沒有任何崗位晉升的機會，即使工資稍微高點又能怎么樣？只要有更好的工作機會，我當然會選擇離開。”她說。

　　“過去公司班組長布置工作，多少還是帶點命令口氣。現在再這樣，會招來年輕員工投訴，認為你不尊重他，有些甚至干脆就辭職不干了。”主營拉鏈生產和外銷的義烏市偉海集團董事長助理王玨說，新生代農民工對軟環境越來越重視，如果無法滿足其要求，他們可能會馬上跳槽。

　　中華全國總工會研究室副主任王科對本刊記者說，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打工已經從過去養家糊口的心態轉變為外出體驗、尋求自身發展，希望能獲得更好的工作生活環境。但目前大量制造、建筑、服務企業仍是“三班倒”的工作模式，流水線式的生產方式，工作枯燥、封閉、單調，企業管理落后，新生代農民工對這種工作缺乏歸屬感，很容易發生離職的現象。

　　受訪專家認為，第一代農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明確——掙錢回鄉蓋房子、孝敬父母、撫養孩子。在就業過程中，他們追求一種“保守的穩定”，去熟悉的地方做熟悉的工作；而新生代農民工大都受過初中以上教育，他們會反復權衡各項工作的利弊得失，一旦有更好的去處，“跳槽”在所難免。

　　多重負面影響亟需重視

　　從本刊記者了解看，“廠漂”“短工化”現象還存在其他負面影響。首先不利于年輕一代農民工自身發展。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徐增陽說，長期流動導致他們很難積累到技術、也很少積累到其他資源。

　　其次，“廠漂”現象的增多也不利于社會穩定。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賀雪峰認為，對于社會治理而言，“廠漂”的另一面是產生了一個龐大的不穩定的邊緣群體。

　　再有，“廠漂”對企業發展和產業升級轉型有直接和長遠影響。調研中，很多企業相關負責人都反映，“廠漂”增多增加了企業的招聘和培訓成本。武漢愛機汽車配件有限公司人力資源主管徐青說，工人隊伍不穩定，企業經常面臨“招工－流失－再招工－再流失”的惡性循環。

　　作為用工較多的重工業行業，一家齒輪公司的“煩惱”頗有代表性。該公司黨委副書記賀永林說：“齒輪技術是傳統工業，也是基礎工業，工藝需要時間和經驗的積累。招五個年輕人，都抵不過一個老工人。沒有工人梯隊，這個行當以后說不定就沒了。”

　　這家公司齒輪產量占到全球的30%，主要出口給本田等國外的摩托車制造商。賀永林說：“只能看著附加值更高的高端齒輪訂單被競爭對手搶走啊。”

　　加強企業用工“吸附力”

　　多位受訪人士指出，“廠漂”現象愈來愈明顯，對企業與農民工個人都是不利的：企業因工人技能低水平化、熟練程度差，產品品質長期處于低水平；農民工因多次變換工作，技能無法提升，薪酬難以提高，發展前途受限。

　　業內人士建議，要減少“廠漂”現象，應該從以下三方面著力：

　　其一，企業要樹立正確用工觀念，合理確定薪酬待遇、改善勞動條件、加強人文關懷，暢通農民工職位上升渠道，提高企業對從業人員的吸引力。目前，浙江、廣東一些企業就對工人設定技術等級，技術等級與工資掛鉤，工人工作時間越長，技術水平越高，獲得的專業技能資格也會越高，工資薪水也會提升。通過這種方式留住工人，對企業與工人都有益處。

　　其二，應進一步加強行業技能資格培訓，加快職業教育發展，調整職業學科專業結構，讓年輕工人有奮斗目標和職業技能追求。擺脫目前農民工低水平化重復勞動的職業困境，提高工作職業的“愉悅感”，以提高員工技能水平來提升產品質量，使企業和員工共同發展。

　　其三，在體制層面上，應該完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同時，重視新生代農民工的新訴求，并促進住房保障、教育、文化等各類公共資源對農民工群體公平分配，讓農民工能真正融入城市，實現穩定工作和生活。例如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實現農民工身份轉型；通過教育制度改革，培育一大批有崗位技能、職業素質的工人隊伍；通過規范勞動合同，穩定用工關系，維護農民工權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