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各自的歷史和國情的第一步，也許正應該是讓繁簡漢字并存，讓三個國家的人可以建立起一種屬于自己的“文字默契”
最近，我去東京參加了一個由中日韓三國大學生參加的討論會。會上，大家唇槍舌劍地討論著著東亞一體化、東亞新地區(qū)主義、東亞共同體等理念的發(fā)展和機制的演進。
有可能在充滿歷史和現(xiàn)實困境的東亞三國產(chǎn)生一種“東亞認同感”嗎？三國年輕一代歷史觀和國家利益的分歧，會影響這個地區(qū)未來的穩(wěn)定嗎？這些問題在會議期間一直困擾著我，卻又找不到答案。
某天會議結(jié)束后，我們一個會議室的十多個人決定一起去吃地道的日式火鍋，這里面，除了我和復旦大學的同學、早稻田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之外，還有東京大學和首爾大學的同學。
席間，東京大學的河野堯廣突然饒有興致地與我們討論起漢字的“進化”歷程。他從杯中蘸了些清酒，用食指在桌上寫了一個“劉”字。“這是小篆”，河野說，“后來它進化為了繁體。”他示意我們看一下小篆右邊那個他正在書寫的“”。
“哇，你真厲害！這個字的繁體我們常常想不起來怎么寫。”一旁的中國學生刁朔忍不住驚嘆道。
“但我不知道為什么這個‘’現(xiàn)在卻進化成了‘劉’。”河野滿臉疑惑地問我們。而且，他寫的這個簡體字并不是“劉”，而是“又刂”，可見他確實對于簡化漢字摸不著頭腦。
“我也覺得困惑。簡體字與繁體字放在一起學習的時候，很難找到規(guī)律。”韓國首爾大學政治學系的金杜煥也湊過來說。
“我認為中國大陸使用的漢字應該‘繁化’。”一旁的東京大學學生小川洋輔道。他進一步解釋，“有統(tǒng)計說，目前大約有2000個漢字是中日韓三國常用的，但這些字的簡體版本，我們基本都不認識。”
我趕忙補充說：“當初推行漢字簡化的初衷之一，是掃盲。當時中國經(jīng)歷了多年戰(zhàn)亂，一窮二白，許多人完全不識字，繁體字對他們來說太困難了。”
“但當時的方便成為了如今的不方便。”小川說。他說的也確實是一個問題，來自與中文同源文化的日本和韓國人，盡管或多或少有一定方塊字的認知度，到了中國，在地鐵和公交站牌上常常發(fā)現(xiàn)自己一個字也不認識。
小川稍微思索了會，突然用日語和一旁的同學交流起來。“我們想到一個辦法，”他轉(zhuǎn)過頭來對我們笑道，“凡事開頭難。你們可以先在路牌、站牌上都附上繁體字。”
這讓我聯(lián)想到，在東京的地鐵車站里，每一個重要標識上，確實有日、英、中、韓四國文字。
我一下子豁然開朗。東亞認同感最直接、最方便的起點，不正是文字的親切感和認同感嗎？尊重各自的歷史和國情的第一步，也許正應該是讓繁簡漢字并存，讓三個國家的人可以建立起一種屬于自己的“文字默契”。
隨后的幾天里，我在居住地東京國立奧林匹克紀念青少年綜合中心的藝術(shù)樓大廳里，仔細觀賞了“平成23年度全國高中綜合文化節(jié)優(yōu)秀作品展”。這里展出了日本全國各地高中生的72件書法作品，形式以漢字居多，約占2/3，內(nèi)容有吳昌碩詩稿、敦煌漢簡、禮器碑、王安石詩作等。一名高二學生所摹《九成宮醴泉銘》獲得了特等獎，極有歐陽詢的神韻，文字的底蘊之“正宗”，讓我這個中國人自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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