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三峽移民搬遷任務已了，一面有加大扶持力度兌現安穩致富承諾之議，一面有淡化移民身份、減其依賴思想之聲。歷史欠下的“包袱”，與現實待行的約定，哪個更沉重？回看三峽移民，一百多萬的數字中，站著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一個個立場各異、利益不同、素質參差、認識有別的公民。但是，不管怎么鬧，老百姓是作了奉獻的，是服從大局的…[我來說兩句]

　　《瞭望》文章：回望三峽移民

　　在今夏汛期初顯防洪身手后，三峽工程今年的175米試驗性蓄水已提前至9月10日啟動。此前邁向175米這個坎，它已兩度“功敗垂成”。

　　遠在長江口崇明島的一位三峽移民說：“如果水不蓄上去，我出來有什么意義？”

　　近兩年來，隨著三峽工程基本完工，后續規劃舉棋待定，本刊持續予以報道。這一次，我們將目光投向了移民。

　　工程移民為非自愿性移民，他們不同于自我選擇的人口遷移，集被動性、賠償性、計劃性、整體性等于一身。

　　三峽移民數量之巨更是前所未有，超過約三十個國家的全國人口，遂號稱“世界級難題”。前國務院總理、首任三峽建委主任李鵬曾強調：“三峽工程成敗的關鍵在于移民。”

　　三峽工程由幾任高層領導人反復謀劃，全國人大投票表決，國務院組織建設，各級政府層層包干。在集體本位的意識中，移民們“舍小家為大家”，在過去十幾年搬遷過程中，其笑淚悲歡，舉國為之傾情。

　　回看三峽移民，在一百多萬的數字中，站立著的正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一個個立場各異、利益不同、素質參差、認識有別的公民。

　　對中國近代以來浩浩蕩蕩的社會轉型，年前辭世的史學家唐德剛曾將其形容為穿越“歷史的三峽”。而今，“自然三峽”已大改其面，“工程三峽”已初顯身手，回眸并展望，它們亦是“歷史三峽”的試金石。

　　當下，三峽移民搬遷任務已了，一面有加大扶持力度、兌現安穩致富承諾之議，一面有淡化移民身份、減其依賴思想之聲。歷史欠下的“包袱”，與現實待行的約定，哪一個更沉重？□（文/湯耀國）

　　《瞭望》文章：走向平靜的高陽鎮

　　“一定要承認這個現實：不管他們怎么鬧，老百姓是作了奉獻的，是服從大局的”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湯耀國

　　重慶，云陽，山上的高陽新鎮。遷建未盡的土木工程，嶄新中略顯雜亂。

　　這是2010年一個悶熱的夏日，午后仍飄浮著淡霧。種種警覺的眼神，穿過潮濕的空氣，射到陌生人身上。

　　70歲的何克昌佝僂著背，一拐一拐，緩緩爬上三樓的出租屋，拉開破布拼成的窗簾，陽光打在他布滿麻子和皺紋的臉上。“移民都搬完了。”他的言語中帶些落寞。

　　何克昌曾是這塊動蕩之地的風云人物，外傳為“移民領袖”。

　　高陽鎮作為三峽庫區第一農村移民大鎮，曾是庫區第一“火藥桶”。憶及本世紀初集中搬遷之時，當地移民干部直嘆“戰戰兢兢”、“忍辱負重”。

　　在這些干部看來，如今，國家交付的移民搬遷任務已全部完成，高陽也已基本安穩，但還有何克昌這樣“少數不穩定的人”，令他們敏感的神經難以徹底放松。

　　讓他們高興的是，有些“轉化”過來的人正在起示范作用。比如陳七三，當年同何克昌一樣屬“釘子戶上訪的帶頭人”，現在已成“移民致富帶頭人”。

　　“知道家里要淹了”

　　三峽成庫前，高陽以殷實聞名。小江（又稱澎溪河）南向注入長江，兩岸是連綿起伏的群山，高陽有七個大平壩，良田沃土，遠近少見。

　　何克昌18歲起就在小江上背纖。1963年，他獲得小江航運公司的工人身份，但娶的妻子，生的兒女，都是農民，住在高陽鎮高陽村。

　　上世紀80年代，他在船上看見兩岸勘探“搞得轟轟烈烈”，90年代，又在宜昌見到三峽工程的工地，“知道家里要淹了”。

　　1992年，三峽工程確定上馬，高陽鎮近1.7萬人面臨搬遷。高陽鎮明沖村的年輕村民陳七三形容當時的情況是“人心惶惶”。從2000年開始，高陽鎮進入集中搬遷時期。隨后三四年的高陽，陷入搬遷的漩渦之中。

　　云陽縣移民局信訪科科長宋國富記得，自己曾被移民圍住，遭吐口水，“還不能生氣，生氣的話，他們就會抓住你工作方法上的把柄，把事弄大。”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移民干部們都有說不盡的委屈：上有剛性的政治任務，下有移民的“不盡配合”，挨罵是家常便飯，挨打間或有之。一位分管移民工作的副縣長說：“我們的真實感受，外人無法真正理解。”

　　曾任云陽縣縣長、縣委書記的重慶市移民局局長王顯剛向本刊記者分析，高陽的不穩定，除原有農業條件較好而不愿搬遷的因素之外，也與當地小江電站的“先例”有關。小江電站由地方政府于上世紀70年代興建，“開始補償較低，移民每鬧一次，補償就提高一點。”

　　王顯剛同時表示：三峽移民補償偏低。

　　1994年7月，國務院三峽建委批準確定，三峽工程移民靜態投資概算為400億元；2007年7月，國務院三峽建委批準增加移民概算近80億元（均為1993年5月價格）。目前的移民總數，據國務院三峽建委辦公室介紹，已近130萬人。

　　身處移民工作一線15年的宋國富如此描述他在工作中遇到的矛盾：“計劃經濟時期搞的庫調（作為補償依據的庫區淹沒損失調查），市場經濟時期搞的補償。”

　　三峽工程論證之時，持異議者擔心國家財力難以負擔。主建派則提出開發性移民、“前期補償、后期扶持”的方針，稱這具有前期投入較少的優勢。

　　“為什么移民補償低、跨度長達十幾年，還能如期實施下去？”王顯剛自問自答：“正是因為以縣為基礎的體制，政策是中央的，操作是基層的。”

　　三峽工程實行移民任務和資金雙包干，國家任務層層分解到基層政府乃至具體單位、個人。

　　何克昌卻懷疑基層的操作。2000年12月，何克昌等15人成立了未經注冊登記的“高陽鎮移民監視協會”，何任會長。

　　何克昌向本刊記者解釋立會目的：“為了落實中央政策，怕地方官員趁火打劫。”他稱，國家撥給移民平均每人3萬元的搬遷費，被逐級克扣。

　　三峽移民資金計算復雜，對十年前的個案爭議，當事雙方各執一辭。宋國富說，不清白的人難免有，但直接侵占人頭費的事“太傻”，“一個連長敢扣士兵的軍餉嗎？”

　　2007年，國家審計署發布《三峽庫區移民資金審計結果》指出，三峽庫區移民資金管理較為規范，使用情況總體較好。同時，審計發現一些違規違紀問題，主要是超規模使用。

　　何克昌對地方政府不滿，亦有私情。其母庫調時在世，搬遷前去世，“為什么有的人（指像何母這樣的人）得了補償，我沒有得到？”他至今不能釋然。

　　宋國富說，不排除有錯補案例，但“怎么能用錯的比對的呢？”

　　何克昌稱，“移民監視協會”只監督地方政府，并不干涉他人搬遷。而有當時的目擊者稱：官方主持的動員會一散，何克昌等人的“反動員會”隨之召開。

　　2001年3月至7月，何克昌等4位“移民監視協會”成員先后被刑拘、逮捕、起訴。

　　法庭審理認為：由于何克昌等人的行為，高陽鎮移民工作一度無法進行。地方政府派出工作組宣傳動員，才使移民工作恢復正常。

　　同年8月，云陽縣人民法院判決何克昌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處刑3年。另外3人以同樣罪名處刑2年。

　　《法制日報》隨后的報道稱，此案為“三峽庫區首起擾亂移民工作秩序案件”。

　　“釘子戶”

　　生活在深山處的壩上，人們出去見過世面的不多，當船員的何克昌算一個，上過高中的陳七三也算一個。

　　三峽工程上馬的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發表。高中畢業的陳七三次年去深圳打工，在火電廠開推土機，“三千塊一個月，比我們縣委書記的工資都高。”

　　1997年，陳七三回鄉跑運輸。此時搬遷之聲漸緊，尤其是1999年國家加大外遷后，“時間緊、任務重，心理接受都來不及”，他向本刊記者回憶。

　　三峽工程農村移民前期以就地后靠安置為主。但不出幾年，庫區人多地少、生態承載能力不足的矛盾凸顯。據重慶市移民局調查，重慶庫區后靠農業安置的15.57萬人中，七成移民人均耕地不足0.8畝。且后靠的坡地質量遠遜于淹沒前的河灘地。巫山縣培石鄉一位后靠移民在安置地上種小麥，撒下10斤種子，來年收成只有14斤。

　　“三峽環境容量確實是緊張的，比較好的辦法是移出一部分人。”原水電部部長、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組長錢正英在1999年的一次會議上表示。

　　是年，國務院總理、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主任朱基主持調整政策，加大外遷力度。12.5萬人的三峽農村移民外遷計劃隨后出臺。

　　盡管2001年修改的《長江三峽水利工程建設移民條例》仍為多種安置渠道保留了空間，但據庫區移民干部介紹，為完成外遷計劃，一些其他安置方式被暫停了。

　　當時的陳七三不解：“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走這條路，就像吃飯，光吃肉，也會有人不愛吃。”他還比較，重慶市內的江津區等遷入地，雖然比高陽的經濟條件要好點，但“南溪鎮移民可以遷到上海”。

　　移民官員王顯剛說，外遷去向不平衡，也是他的“很多苦衷”之一。

　　云陽縣數位參與當年動員工作的干部對本刊記者回憶，對外遷任務最重的高陽鎮，縣里70多個單位去對口動員，其他工作皆為之讓道。

　　1999年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三峽工程庫區移民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指出，“在充分動員和移民自愿的基礎上，將外遷計劃落實到戶。”

　　“清庫時間一到，如果還不愿搬，只得依法強制執行。”一位移民干部說，云陽縣和高陽鎮的移民任務年年都按計劃完成，“必須完成，完不成要掉帽子”。

　　據當地移民干部介紹，高陽鎮強制搬遷、銷號但未經當事人簽字之數，在2002年二期移民清庫時有80多戶、300多人。歷經數年，到今年7月仍剩14戶、44人尚未簽字。

　　陳七三是當時被強制搬遷者之一。他說，自己“多讀了幾年書，見識廣一點，鉆研移民政策的時間比縣委書記還多”，其他移民便常來找他探討，“不知不覺成了釘子戶上訪的帶頭人”。

　　雖然不住同一村，在何克昌入獄之前，陳七三也曾和他一起討論移民話題，但沒有加入“移民監視協會”。“協會成立沒經批準，有些問題。有沒有作用，我也懷疑。”陳七三說。

　　后來兩人來往越來越少，陳七三覺得彼此“方向似乎不同，他們針對地方政府”，而他“不攻擊政府、領導”，只要求繼續多渠道安置。

　　陳七三清楚地記得，第一次領隊赴京上訪是2002年7月30日，在京找了國務院三峽辦、國家信訪局，獲得的答復是：按地方政府的做法辦。

　　“回來后還想不通”，陳七三說，2003年春天“非典”爆發時期，他和20多人再度赴京上訪，這一次還找上了中紀委，他作為代表之一被接待。

　　在中紀委大門等候時，有附近的居民問陳七三等人：“三峽移民不是搞得很好嗎？還有上訪的？”

　　回到高陽

　　2001年11月，在萬州長灘三峽監獄服刑期間，何克昌晚上入廁時摔了一跤。

　　2002年8月，清庫前夕，他位于高陽村2組的一樓一底房子被拆除。

　　2003年6月，三峽工程蓄水至135米，淹沒了他居住多年的地方。

　　2004年3月，他拖著跛瘸的左腳，回到高陽，但回不到曾經的家。此后6年，他和老伴租住在搬遷后的高陽新集鎮。

　　他回憶，返鄉之初，有近百個移民前來看望，給他戴紅花，送錦旗，捐錢物。亦有地方官員試圖與之“言和”，他拒絕了。

　　兒女條件不寬裕，夫婦二人主要靠他每月580元退休金生活。高陽鎮副鎮長王天敏介紹，鑒于何克昌的實際困難，在2006年、2007年，鎮上都送給他一千多元慰問金，以資其所住這套一居室的租金。

　　對這“不帶條件”的慰問，何克昌沒有拒絕。但接下來慰問金沒有繼續，“就那兩年，”何克昌說起這個，有些耿耿于懷。

　　當地政府并未放棄與何克昌的接觸。分管移民工作的王天敏與何的大兒媳是高中同學，自稱“做起工作來容易些”。

　　數位熟悉何克昌的人都說，此人性格比較“剛”。“文革”期間，他曾是其單位造反派頭目，在當地名噪一時。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何克昌確認了此事，“斗過一兩個領導。”

　　“他這個人也有一個優點，比較講義氣。”王天敏說，他曾請求何克昌別再去鬧事、上訪，尤其在“非常時期”。何表態說可以，“既然領導這么關心我，我一定支持你們的工作。”

　　出獄6年來，何克昌再未越級上訪，只是常去鎮政府。他對本刊記者說：“年紀大了，腿腳也不方便。”

　　但他仍會接待或聯絡各路記者，整理申訴材料乃至個人回憶錄，他說：“我的心里，到現在都沒有變化。”聲音不大，語氣堅定。

　　宋國富與何克昌相熟十余年，到鎮上走訪，在縣城接訪，到北京接返，難計其數，“他現在對我個人已經沒有反感，但真正感化他的內心世界，還做不到。”

　　只念過兩年書的何克昌，一開始就不承認是“移民領袖”，而是“移民的服務員”，現在更覺年老勢弱，因為“移民都搬完了”，剩下與之聯絡的“代表”們越來越少。

　　何克昌繼續關注著中央政策。2007年，國務院三峽建委調整移民概算，1992年后淹沒線下增建的生活用房等項目，陸續獲得補償。他記得過去家里新建過一個室外樓梯，日前再度向鎮上干部要求補償。鎮上干部答復：“寫個申請，應該沒問題。”

　　“中央政策好，就怕地方不執行。”何克昌反復念叨。

　　決意朝前走

　　何克昌出獄之時，陳七三已經不再是當初那個陳七三了。

　　2003年下半年的一天，時任云陽縣委書記的王顯剛找陳七三去縣委辦公室談話，陳有些忐忑地去了，“不知是要挨批還是受埋怨”。

　　他回憶：“王書記說：我們移民為三峽工程作的貢獻是很大的，我們付出的犧牲，黨和政府心里都有一本賬，但有些個人要求沒法完全滿足，只能往前看，通過搞發展來彌補。我當時聽了，心里熱乎乎的。”

　　現為重慶市移民局局長的王顯剛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移民干部對移民應將心比心，“一定要承認這個現實：不管他們怎么鬧，老百姓是作了奉獻的，是服從大局的。”

　　他說，凡是到重慶市來集訪的移民，基本沒有胡攪蠻纏的，其訴求多合情合理，但在國家政策之外，不能開口子，只能在嚴格執行政策的前提下，輔之以幫扶手段解決具體問題。

　　2003年11月，陳七三應王顯剛之請，寫成有關高陽移民工作和經濟發展的十建議書，署名“高陽移民”，面呈王顯剛。第一條建議是：希望各級干部和工作人員堅決克服“高陽移民是刁民”的認識。

　　王顯剛與他逐條探討。盡管并非每條都達成共識，但縣委書記此舉，已讓他感覺受到莫大的尊重。“都做到這個份上了”，陳七三開始覺得，再堅持下去有些“沒意思”。

　　早已和他熟悉的信訪干部宋國富此時主動與他結成干親家，定期不定期地走動走動。

　　“我這個人腦殼比較開竅”，陳七三說，“已經耽誤十幾年了，不能再在這個事上耗費精力。”

　　2004年6月，陳七三決定不再糾纏過去，放棄此前農轉非、自謀職業安置的想法，在后靠搬遷銷號合同上簽了字。

　　“他很精明，當時沒有提任何條件。”王天敏笑言，“但我們確實是想有意培育出一個移民致富帶頭人，引導移民搞發展。”

　　陳七三簽字銷號，在移民中引發震動。有人跟著簽字，有人則稱他為“叛徒”。他回答：“我在前面走，你們在后面看。走得好，你們可以跟著來；走不好，你們可以汲取我的教訓。”

　　決意朝前走的陳七三選擇了養豬，因為覺得“搞工業、搞旅游都不太現實”。

　　因蓄水淹沒，缺乏合適的養豬場所，鎮上干部幫他6次選址，終在另一村“協調”出一片土地。還助他獲得3萬元貸款，并從移民后扶項目資金、庫區治污資金里拿出錢來，為其豬場修建飲水管道、飲水池和沼氣池。

　　對高陽鎮剩下的14戶迄今未簽銷號合同的移民，云陽縣和高陽鎮政府也準備同樣予以個案處理，逐步化解。

　　陳七三的豬場逐年擴大，規模已達兩千多頭存欄容量。他把本刊記者領到樓頂去看后山正在擴建的豬場，描繪他未來的藍圖：建成一個養殖小區，給其他“沒穩定”的移民搭好舞臺，讓他們唱自己的戲，“大家一起發財。”

　　他說：“拖了這么多年，有的拖疲了，有的還不服輸。但出路總會有的。”□

　　(責任編輯：高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