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我自己也感到困惑，作為居委會，到底該側重哪方面的工作呢？”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晏國政 潘林青 李鈞德 劉元旭
在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堡子社區，社區干部拿出了一份日常工作明細表。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上面點了點，總共有計生、勞動保障、醫保、民政、衛生、綠色社區創建、精神文明建設、老年工作、工會、綜治、統戰、黨務、證明蓋章、職介等14大類146小項工作，涉及黨委、政府以及各種群團組織。其中，僅開證明及蓋章項目就有45項。
社區居委會主任張晉萍說，這還是一個不完全的統計，平常干的工作肯定要比這多，“其中絕大部分是上頭派下的行政性事務，每天都在忙”。
根據政策要求，居委會的主要職責，是依法組織居民開展自治活動以及協助基層政府或者派出機關開展工作等，在協作開展工作時應實行權隨責走、費隨事轉。
本刊記者年前在多地社區采訪了解到，居委會承擔行政性事務過多是普遍現象。接受采訪的社區干部認為，雖然社區居委會有“協助”的職能，不過，少則三四十項、多則200余項的任務還是讓他們不堪重負。
青島市市南區天臺路社區居委會主任臧慧玲說：“上頭有各種各樣的工作，但具體工作全要靠社區來完成。”
有些工作“三頭六臂也干不了”
“上面一個電話，居委會跑斷腿”，天津南開區嘉陵北里社區居委會主任劉方說，居委會承擔了大量超出居委會職責、不該由居委會承擔的工作，行政性工作任務十分重，儼然成了政府的派出機構。
本刊記者在天津一個居委會見到，由于所在區2011年參加一個全國性評比活動，僅這個社區準備各式材料就裝滿了四五十個四厘米厚的大檔案盒。社區負責人說，這還只是一部分。除了準備材料，還要做環境衛生整治等工作，整整忙了幾個月。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區花園區社區居委會主任李瑩說，社區干了很多不該干的事，挨了很多不該挨的罵。比如，工商部門讓居民到社區去開證明，證明居民的商店開在某某小區。“如果我不開，百姓會罵娘；如果開，我們又不了解情況，開錯了怎么辦？”
“有不少應該是政府職能部門干的事，他干不了，就全推到社區。但是，社區就是有三頭六臂，也掌握不了這些信息，完成不了這些工作。”李瑩說。
多名來自不同社區的工作人員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政府交辦的部分事項，超出了社區職責范圍，比如調查轄區內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經濟數據、開拓稅源等；還有些事項，社區根本沒有權力去做，比如處分物業公司等。甚至一些國有企業也把各類事項交給社區來做，比如銀行貸款給個人，要求社區開擔保證明；供暖企業要求社區收繳供熱費等。
除了缺權少力，很多社區居委會還是“白干工作”。張晉萍說，給各級部門干工作，基本沒有任何經費，只有個別部門給一些辦公用品等物化補貼或者一點點經費。
河南省鄭州市管城區映月社區居委會主任閆濤說，現在一提就是“什么什么下社區”，但就是難見人員下社區、經費下社區，“經費下社區的部門只有勞動保障和人民調解兩個”。
年初簽責任狀，年終檢查考核
多位受訪社區干部說，過多的行政性事務已經讓他們疲于應付，但一些準行政化的考核機制更讓他們苦不堪言。
閆濤告訴本刊記者，按法律規定，居委會對政府行政事務只是一種協助，現在則變成了責任主體，“比如打擊違法建筑、安全生產等等，居委會主任都是主體”。
山西省太原市迎澤區南海街二社區居委會主任賈飛說，每年街辦及上級部門考核的工作都有很多，其中安全生產、計生、綜治司法、信訪等屬于“一票否決”的懲罰性項目。
張晉萍說，我們每年年初都要與街辦和有關部門簽訂責任狀。本刊記者在相關文本上看到，該社區每年僅與黨委、政府簽訂的責任狀就有十類，包括黨建、民政、綜治司法、計生、愛衛、勞保、安全生產、信訪、便民服務代理、統戰武裝及群團等。
本刊記者在多地社區走訪發現，歲末年初之際，一些社區干部大多忙于撰寫總結材料、參加各種總結會議、接受各項檢查評比。
一些社區干部反映，每到年終的時候，街辦以及計生、衛生等政府部門都要對他們的工作進行考核、檢查，還要進行排名。有些排名與工作經費的撥付直接掛鉤。這一整套考核機制，與政府部門已經沒有什么區別，反而是政府部門接受居委會、居民以及居委會接受居民評議、考核與監督的活動搞得較少，有些本末倒置。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區平北西二社區居委會主任趙煥榮說，這段時間就是會多，“有時候得把所有工作人員派出去參會，一忙起來連個周末休息的時間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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