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使會議取得成果，表現出極大誠意，既堅持原則，努力維護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又表現出了一定的靈活性，獲得積極評價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于大波 陳勇 李建民

　　當北半球天寒地凍之際，位于南半球的南非正值盛夏。從11月28日至12月9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7次締約方會議暨《京都議定書》第7次締約方會議在南非海濱城市德班舉行。

　　在這次馬拉松會議上，《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看到，與會代表基本分成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大陣營，雙方分歧較大，交鋒激烈。

　　“出力”和“出錢”的問題

　　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西方國家既不愿“出力”也不愿“出錢”的態度，令會議進程曲折。

　　所謂“出力”是指接受量化減排指標，出錢是指為成立“綠色氣候變化基金”提供資金援助，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

　　由于不愿出力，西方國家對1997年達成的《京都議定書》態度消極。議定書是目前國際上唯一一個對發達國家明確量化減排指標的協議，但議定書的第一承諾期將在2012年底結束，如果會議不就第二承諾期達成協議，將意味議定書壽終正寢。

　　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等西方國家已明確表示，因為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沒有接受強制性減排，所以它們不會加入第二承諾期。歐盟表示可以加入第二承諾期，但前提是必須將大部分其他國家都納入到量化減排行列，特別是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對發達國家的立場表示失望。

　　1992年地球峰會制定了“污染者付費”的原則。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這意味著發達國家不僅有減排的責任，而且需要承擔因其歷史排放而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損害的責任。廣大發展中國家都在積極為應對氣候變化制定政策，采取行動，發達國家也要切實承擔責任。這就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成立“綠色氣候基金”也是本次大會的關鍵議題。按照2009年《哥本哈根協議》、2010年《坎昆協議》的要求，發達國家在2013～2020年間，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的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作為過渡，在2010年至2012年期間，出資300億美元作為快速啟動資金，而這兩筆資金至今沒有落實。

　　3年來快速啟動資金到位率很低，按不同的統計口徑大概是三分之一到一半多。差異很大的原因在于，一些發達國家將原先的“官方開發援助”（ODA)拿來作為快速啟動資金，所以很難準確統計。

　　美國雖然對綠色氣候基金沒有明確反對，但態度模棱兩可，它主張長期資金的“開放性”，即不僅發達國家要出資，發展中國家也應該出資，政府要出資，私人資本也可以進入，甚至可以私人資本為主，這和《哥本哈根協議》的要求嚴重不符。

　　根據《哥本哈根協議》，快速啟動資金和未來的綠色基金，將主要用于發展中國家適應性能力建設，發達國家難以從中獲得可見的現實利益，又由于近年來深陷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經濟不振，故對此普遍不感興趣。

　　美國鼓吹發展中國家出資和私人資本進入綠色基金，這種做法既是推卸責任，也不能排除其試圖將基金變成一種謀利的金融工具。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傘形集團國家大致附和美國的主張。

　　美歐分歧加劇

　　會議上，美國和歐盟的分歧加劇，而且相互攻擊。

　　美國代表帶頭挑事，橫生枝節，為成立綠色基金制造障礙。在6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美國氣候談判總統特使托德斯特恩說，美國對《京都議定書》和綠色氣候基金的立場不會改變。

　　歐盟負責氣候變化的委員康妮赫澤高對媒體說，歐盟愿作出“額外的努力”，即便美國、加拿大、日本和俄羅斯不愿加入議定書的第二承諾期，歐盟仍打算堅持下去，但前提是它們必須接受歐盟的“路線圖方案”。

　　根據歐盟方案，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必須在2015年前達成量化減排協議，2020年協議正式生效。但斯特恩針鋒相對地說，美國對“路線圖”不感興趣，他本人認為，“路線圖”的提法本身就有問題。

　　針對美國的態度，赫澤高說，歐盟在控制氣候變暖問題上正在發揮“領導人”的角色作用，歐盟和美國漸行漸遠，雙方的主要不同點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在：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歐盟減少了溫室氣體排放，而美國卻增加了排放；歐盟認真執行議定書規定的減排承諾，而美國卻退出了議定書；歐盟希望建立一個“有約束力的法律框架”，而美國不希望這么做。

　　她警告說，如果其他發達國家再不采取行動，將可能產生嚴重后果。

　　關于“綠色氣候基金”，美國表面上不反對，但一直在尋找各種借口，阻撓基金的成立，而歐盟強烈要求基金應盡快成立，最好不要晚于2012年。

　　赫澤高建議，不應在基金的運作方式和資金來源問題上糾纏不清，關鍵的問題是先搭建基金的框架，這樣捐贈國才能決定到底出多少錢。

　　此間觀察人士稱，在部分西方國家眼里，綠色氣候基金就像“雞肋”。南非國際關系與合作部部長馬沙巴內說，“沒有一個代表說取消綠色氣候基金，也沒有一個代表說基金不會在德班啟動。”

　　南非水利與環境部長莫萊瓦承認，會議不太可能就資金落實問題達成協議，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把基金的框架搭建起來，出資問題可以留到下屆卡塔爾氣候大會解決。

　　中國表現可圈可點

　　中國為使會議取得成果，表現出極大誠意，既堅持原則，努力維護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又表現出了一定的靈活性，獲得積極評價。

　　在小組談判中，中國代表團首席談判代表蘇偉代表“基礎四國”和“77國”集團發表了講話，強調了兩個“必須堅持”：必須堅持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和必須堅持落實資金援助。

　　5日，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解振華正式宣布，2020年后中國愿意有條件接受強制減排協議，這些條件包括：

　　一是必須有《京都議定書》和第二承諾期；二是發達國家要兌現300億美元“快速啟動資金”和2020年前每年1000億美元的長期資金，啟動綠色氣候基金，建立監督和執行機制；三是落實適應、技術轉讓、森林、透明度、能力建設等共識，建立相應的機制；四是加快對各國兌現承諾、落實行動情況的評估，確保2015年之前完成科學評估；五是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公平、各自能力的原則，確保環境的整體性，中國將承擔與自身發展階段和水平相適應的責任和義務。

　　這一建議立即引起高度關注，發展中國家、聯合國官員和非政府組織等均給予積極評價。

　　氣候談判非洲國家集團主席托西姆帕努-姆帕努說：“中國正在討論（強制）減排方案，我們對此表示歡迎。中國的五年規劃已經確定了溫室氣體削減目標，中國正在推動氣候談判進程。”他還說，按照《公約》要求，各國負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發展中國家已經作出了表態，發達國家也要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表現出領導力。

　　“氣候公平協調者”負責人哈爾吉特辛格說，同美國相比，中國的氣候政策更為有力。中國已制定許多強制性法規，節能減排，加大綠色經濟投資。“盡管中國還沒有加入強制性減排協議，但是已經做了應該做的。”

　　《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菲格雷斯對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取得的成就表示贊賞，指出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道路上面臨巨大挑戰，任務極為艱巨，但中國通過制定規劃，逐步推動國內的自主減緩行動，取得了良好效果，已成為其他國家可資效仿的榜樣。

　　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舉辦“中國角”活動以及開展一系列公關攻勢，積極展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成就、政策，宣傳了中方積極推動國際合作、為應對氣候變化作出的不懈努力和積極貢獻。

　　來自中國企業的代表也活躍在會場的“中國角”等場合，以開放心態積極接受各國記者采訪。它們還通過舉辦酒會、講座和論壇，向世界展示中國企業在節能減排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新奧集團董事局主席王玉鎖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作為中國民營企業代表參加德班氣候大會，就是希望將中國企業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做法和取得的成績與國際同行交流，探討新能源領域的合作。

　　會議不會無果而終

　　會議期間，數以萬計的示威者聚集在德班國際會議中心周圍，要求發達國家對應對氣候變化表現誠意，呼吁會議取得進展，這一呼聲猶如重錘敲打警鐘，振聾發聵。

　　如果說，與會者有什么共同點的話，那就是普遍認為，解決氣候變暖刻不容緩。基于這一點，每個國家都不希望會議無果而終。正如南非總統祖馬所說，德班會議必須作出決定，否則就是對全人類不負責任的行為。

　　菲格雷斯透露，會議已經取得了一些“重要進展”，即會議“長期合作行動特設工作組”的談判合并文本已經正式出爐。如果德班氣候大會能達成什么協議，這份130頁的合并文本將是協議的基礎。

　　此前菲格雷斯表示，會議對適應性問題的磋商已取得較大進展，目前與會各方成立了六個工作組，正在完善有關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性能力建設的方案，即將產生“堅實的、積極的成果”。她表示，這些問題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適應性問題是指，在氣候變化已成現實、引發各種氣候災害的背景下，人類如何適應這一環境，減少損失、繼續發展。在氣候災害面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防范、預警和救助能力相對脆弱。因此，它們在德班氣候大會上多次強調適應性問題的重要性。

　　菲格雷斯所說的這些“進展”可能將是會議取得的最可靠的一個成果。據會議8日發布的最新消息，德國和丹麥已承諾分別向綠色氣候基金提供4000萬和1500萬歐元的啟動資金，它們是發達國家中最先明確表示提供資金的國家，這無疑給被悲觀氣氛籠罩的大會帶來一股清新之風。同日，斯特恩說，美國將“全力支持綠色氣候基金”。這表明，本次大會焦點議題之一“綠色氣候基金”啟動的主要障礙已經掃除。

　　行動還是扯皮，這是個問題。全球密切關注德班氣候大會，截至本刊發稿時，大會仍在進行，期盼大會產生突破性的實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