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出臺的《關于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圍繞建立人才優先發展保障機制提出了一系列舉措,對進一步加大人才投入力度,提高人才投資效益作出了部署。對此,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表示,《意見》提出的促進人才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建立多元投入機制兩大改革舉措,將對人才優先發展的機制化、常態化建設起到積極作用。(中國經濟網3月27日)
政治,簡稱權力治理。在奉行資本主義的國家里,是政客你爭我奪、蠅營狗茍的工具。在我國,按照習近平總書記“三個自信”的要求,及深入貫徹中央走群眾路線精神,卻是為人民服務,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助推器。在目前經濟形勢下滑的情況下,我們的生活水平并未下降,說明在黨和政府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路線是正確的。因此,作為國家一分子,當拋棄封建官場糟粕文化的熏陶,立足崗位,努力學習成為國家建設需要的人才。同時在繼續“摸著過河”時,難免有“蒼蠅”混入了黨和政府的隊伍。如此,黨委政府不僅要進一步純潔隊伍,更要注重引進人才,利用人才推進政府機制改革、推動市場經濟發展、促進民生工程建設提速。
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曾有“得一人而興邦”的說法。但什么人是我國需要培養和引進的人才?是任志強之類的所謂“精英人士”嗎?答案是否定的。這些人即使是人才,也不是我國發展真正所需的人才。他們的言行不是讓人民過得更好,而是為少數人或集團的服務。因此,即使這些人是人才,也不是我國發展真正所需的人才。我們所需的是人才,是在堅持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的前提下,在為民服務上有思想、有動力、有行動、守規矩的普通大眾,通過發揮他們的才智,取得人才效益。
春秋時的齊國為什么可以率先稱霸,并且九合諸侯?唐朝為什么可以鑄就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就在于其君主任用了管仲、房玄齡、杜如晦、魏征、姚崇、宋璟等人才。但這些風景卻如白駒過隙,已是過眼云煙。他們的成功過于倚重君主的賢明與否,后期更是“成也蕭何敗蕭何”。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就不能再走過去的老路,簡單依靠君明臣賢來治國,而是要發揮制度的作用來約束人、約束權力。對于人才,更是如此。因此,我們當建立完善人才機制,推進人才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高度融合。換言之,可以學習戰國時期燕國筑“黃金臺”,以“千金買馬骨”,吸引人才為國家效力,致使國力鼎盛的做法,但又不能學三國曹操的“唯才是舉”。
“筑起梧桐樹,引得鳳凰來”,展示了對人才的渴望。但“鳳凰”除了“非晨露不飲,非嫩竹不食,且種類繁多”。加之當今社會發展迅猛,讓人有時不我待之感。如何挖掘人才?就不能還是“試玉要燒三日滿,辯才須待七年期。”一方面要主動搭建供人才展示才能的舞臺,如競技比賽、扶貧攻堅、科技發展等,通過國內外人才在不同環境的表現,找到部門、企業相應所需的人才,讓人才得以一展所長,有力推進整個地區、整個行業的全面發展;一方面不妨學習蒙牛老總牛根生先生在用人的成功經驗,即“有德有才 破格重用,有德無才 培養使用,有才無德 限制錄用,無德無才,堅決不用。”這不僅與我國離開重視德行的傳統相符,也樹立了正確選人用人的風向標,營造風清氣正的用人環境。
“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只有整合人才資源,改革人才培養、引進、使用等機制,才能用好用活人才,讓人才管理機制更加靈活高效,才能打通人才流動、使用、發揮作用中的體制機制障礙,讓國內外人才為我國所用,實現“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想,也為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貢獻更多智慧和力量。(敖思明)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人才是推動國家和地區發展的不竭動力,中央下發人才改革的意見,體現了黨和國家對人才的渴望。
抓好配套建設,人才方能有所作為,抓好平臺建設,人才方能不斷涌現,抓好激勵機制,人才方能不斷提升。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堅持黨管人才原則,把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黨和國家事業中來。” 這就要求各級政府部門要大膽啟用有才干的人。
治國經邦,人才為急。人才在國家發展和民族興旺過程中產生的作用不用累述。因為無數史實已經證明:人才就是希望。
中共中央印發《關于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著力破除人才發展的各種障礙,力求聚天下英才用之,在全社會營造識才、愛才、用才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