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宣恩縣公安局與縣紀委組成聯合專班,先后暗訪椒園鎮、珠山鎮近20家賓館、茶樓等公共娛樂場所,對黨員干部帶彩娛樂行為進行專項整治。(人民網 10月15日)
近段時間,干部帶彩娛樂的新聞不斷被曝光。作為黨員干部,聚眾帶彩娛樂,甚至發展成賭博,哪里有絲毫做官的樣子?賭博是社會一大公害,為黨紀國法所不容。對于官員涉賭,就是要嚴懲不貸、重點治理。
對于賭博尤其是官吏賭博,幾乎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以嚴刑峻法伺候。戰國時期《法經》規定:士民賭博者,處以“罰金三幣”;太子賭博,處以笞刑三十。對賭博處罰最為嚴厲的應是宋、元時期:“輕者罰金配遣,重者處斬”。而明朝的法律規定,凡犯賭博者一律砍手;在清代,對官吏賭博則予以革職,永不錄用。
今天,官員賭博同樣是黨紀國法所嚴厲禁止的。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明文規定“嚴厲禁止賭博或者為賭博提供條件的行為”;中紀委曾下發“凡是參與賭博的領導干部,要一律予以免職”之規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也明確規定,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黨員領導干部參加賭博的,從重或者加重處分。而《刑法》也有賭博罪條款:“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也就是說,官員聚眾賭博不僅已違法亂紀,甚至可能涉嫌觸犯刑律。
嚴懲官員聚賭行為,既是嚴肅黨紀國法之需要,更是狠剎官場賭風、端正官場風氣之必需。不必諱言,盡管有法律法規禁止,有相關部門三令五申,也有道德約束,但近年來官員涉賭依然嚴重。這從被查處官員的報道也可見一斑:比如原郴州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主任李述標赴澳豪賭,挪用公款1.2億元;原中山市實業發展總公司陳滿雄夫婦多次去澳門豪賭,共同挪用中行中山分行資金4.27億元,其中4.15億元償還賭債;原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市廣電局局長張小川等人挪用公款2億多元,其中1億多元輸在了澳門賭場……
值得注意的是,官員嗜賭與腐敗、挪用公款等不法行為有著某種內在關聯,有分析指出,“官員賭博加劇了權錢交易公開化,并導致了貪污受賄等腐敗問題的高發”。一些涉賭落馬官員的資料也顯示,一方面他們通過采取貪污、受賄、挪用公款、侵占國家財產等非法手段獲取賭資,另一方面嗜賭成癮又反過來進一步更加肆無忌憚、不擇手段地索賄受賄、貪污腐化,加劇腐敗行為,如此形成惡性循環。與此同時,賭博已幾近成了變相行賄、權錢交易以及所謂“聯絡感情”的社會“潛規則”,一些不法交易、私相授受、官商勾結在賭臺上悄無聲息、心照不宣地完成了。所以,對官員聚賭不能僅視作一般賭博。
“天下之傾家者,莫迷于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于博。”賭博之害不需贅言,而官員賭博之害尤甚。故官員賭博非嚴懲不可,官場賭風非剎不可,帶彩娛樂,就要零容忍。(秦風)
法院審理認為,宋某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其行為已構成賭博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宋某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從輕處罰,遂依法做出上述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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