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學獎甫一公布，便引來一頓“炮轟”。稍微梳理本屆獲獎作品，確實給人一種“面面俱到”的感覺，評獎者似乎做到了最大“公約數”。另外，茅盾文學獎已經評了七屆，現在看來，前幾屆獲獎作品被人記住的并不多，有“各領風騷三五年”的味道。

　　但是，據此便不假思索地“炮轟”茅盾文學獎，總讓人感覺它比較冤枉。誠如文學批評家雷達所言，茅盾文學獎基本上反映了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水平。拿本屆獲獎作品來講，2003年到2006年期間，我們還能找到比這四部小說好到哪去的作品？其實，我們對茅盾文學獎不滿意，很大程度上是對當代長篇小說的藝術水準不滿意。

　　這也牽涉到了一個核心問題，即，怎樣評判一部文學作品的價值。應該達成的共識是，文學作品有其內在的價值評判倫理，獲獎與否并不是成功與否的標尺，更不是評判其價值大小的標桿。一部作品的成功與否，不僅要接受當代人的評判，而且要接受文學史的審視。司湯達的《紅與黑》剛出來時根本沒人買，《簡·愛》剛出來時鮮有人問津，諾貝爾文學獎并沒有青睞托爾斯泰，現在看來，他們中的那一位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差？

　　更何況，在這個價值多元的時代，一個“哈姆萊特”，絕對可以衍生出“一千個讀者”。一部作品不僅在讀者哪里很難得到相近的分數，就是在文學評論家哪里，也很難達成一致意見。應該說，評文學獎，就是互相妥協、平衡的結果。

　　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路遙當年獲得茅盾文學獎時，據各方信息來看，也有“眾望所歸”、最大“公約”的味道，好多文學批評家當時并不十分贊同他獲獎。翻一翻北大和復旦的《當代文學史》，你會發現，路遙所占的篇幅也是少得可憐。但是，時過境遷，眼下，批評家和民間普遍反映，在以往各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只有《平凡的世界》具有強勁的生命力。如此看來，批評家可以忽視一個作家、一部作品，歷史不會。

　　這樣說，并不是說文學作品就沒法評價了，而是說，我們不必為某一部作品獲獎，某一部作品沒有獲獎，而就去武斷地否定一個獎項。應該看到，從茅盾先生拿出畢生稿費設置這個獎項之初到現在，這個獎項對推動當代長篇小說的繁榮和發展是起到積極作用的。

　　當然，茅盾文學獎也不是沒有令人擔憂的地方。記得巴金在世時，一直強調茅盾文學獎要堅持“寧缺勿濫”的原則，現在看來，茅盾文學獎已有“寧濫勿缺”的苗頭和趨勢，似乎每隔那么幾年，一定得評幾部出來不可，鮮見評不出來的時候。另外，一群學院派的專家、教授窩在一個屋子里討論哪幾部作品獲獎，總給人一種居廟堂之上，不注重大眾審美趣味的感覺。更何況，在文學批評家和作家互相提攜的語境下，評獎的公正性也值得商榷。就筆者眼力所及，作家賈平凹和批評家謝有順交情就不淺。

　　應該警醒的是，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文學獎，茅盾文學獎若不從文學藝術的角度對作家進行引導，而是變為某種平衡的工具，不僅起不到一個獎項應發揮的效應，反而會戕害作家的藝術創造力，從而淪落為文學史的絆腳石。真要到哪時候，誰也不用說，它本身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和價值了。（孫學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