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名女副鄉長帶著幾個人闖進我家催交公糧，沒說幾句話就威脅道：“如果不馬上交，就把你們拷進派出所……”媽媽聽不下去，斥稱：“你是女人，我也是女人，你咋恁厲害。”然后沖上去摑了她幾巴掌。女副鄉長讓派出所拘人未果，感覺臉面丟失，難以立足，不久就調走了。

　　媽媽出手打人不管怎樣都是不對的，女副鄉長如果還在政壇，想必不會忘記此事，多年之后，也許對這幾巴掌有了很不一樣的感悟。

　　這件發生在身邊的陳年舊事揭示了一個道理：官員對權力的運用應該有分寸和底線，否則，干群關系會面臨權力濫用的反噬。

　　由此可以理解，黨中央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不僅是為了保持黨在群眾中的良好形象，也是為黨員干部樹立權威和推進工作負責。

　　我們欣喜地看到，開會不念稿子、出行不封路不清場等正在全國干部上行下效的過程中形成良好態勢。但是，逆勢之舉依然不時發生：安徽蕪湖開發區公檢法部門赴數百公里外的黃山開聯席會，餐價每桌上千元；北京昌平區的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理直氣壯地告訴辦事者“到我這里就得等”……

　　坦率地說，不能指望最高領導人躬身垂范就一下子改變浸染已久的官場陋習，我們應當把轉變作風的難度估計得更高一些，更應該讓官員直面“不親民”的風險，并將這種風險的形成加以制度化。

　　“不親民”的風險應當是政治風險。云南彝良農婦跪訪溫家寶總理被拘留，公安局長上門道歉不應是事件的句號，當初做出拘留決定的決策者應該受到處理，農婦所反映的征地事宜也應該要求相關部門限期解決。

　　“不親民”的風險應當是法律風險。總是截訪而不解決問題的地方執政者應當在政治考核中留下不良印跡，違法限制人身自由者當依法追究責任。

　　“不親民”的風險應當是輿論風險。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輿論監督也是正面報道”的論斷禁得起時間的檢驗，應當被媒體牢記，被官員牢記。

　　翻看黨的十八大報告，“為人民服務”和“人民至上”是核心立場。它不僅要求執掌權力的黨員干部自覺形成這樣的執政理念和宗旨意識，也要求對這種立場說“不”的官員付出代價，而在制度上加大官員“不親民”的風險，無疑是保障干群關系得到明顯改變的可靠路徑。（東方今報評論員路治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