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山西呂梁孝義市交通運輸局辦公室副主任王震私用公車，醉駕撞死2名礦工之子后逃逸，事后投案，稱不知自己撞了人。之后，呂梁市檢察院指控其犯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呂梁市中級法院審理后，認定該罪名不成立，僅以交通肇事罪判處王震有期徒刑5年。4月10日，呂梁市檢察院向山西省高院提起抗訴。同日，2名孩子的父母也提起了附帶民事訴訟的上訴狀，要求改判。（4月12日紅星新聞）

　　飲酒駕車特別是醉酒駕車，嚴重威脅到他人和自身的生命安全，甚至將危及公共安全。目前，現行法律以駕駛者血液酒精含量的標準制定了雙重懲罰標準，酒精含量達到20mg/100ml但不足80mg/100ml的，屬于飲酒駕駛，涉及行政處罰；酒精含量達到或超過80mg/100ml的，屬于醉酒駕駛，涉及刑罰。

　　201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了危險駕駛罪：“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這里的“構成其他犯罪”，主要就是指交通肇事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這三種罪名在量刑上存在較大差異，危險駕駛罪頂多判處1年拘役。交通肇事罪只有是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才能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的即便產生了再大損害也只能定3到7年有期徒刑。而若是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即便尚未造成嚴重后果，也將定3到7年有期徒刑，若是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則將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遺憾的是，對于三種罪名的區別，立法與相關司法解釋中均并未明確。最高法曾在2009年制定過《關于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的意見》，表述也較為模糊：“行為人明知酒后駕車違法、醉酒駕車會危害公共安全，卻無視法律醉酒駕車，特別是在肇事后繼續駕車沖撞，造成重大傷亡，說明行為人主觀上對持續發生的危害結果持放任態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對此類醉酒駕車造成重大傷亡的，應依法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明確司法標準的缺失不僅給司法實踐帶來了不便，也直接導致了每每遇到相關案件，司法者無論如何做出裁判，將或將招致某一方乃至社會公眾及輿論的質疑，正如，此案中一審法院與檢察院也在法律適用上產生了較大分歧。更嚴重的是，一些地方的司法實踐中，僅在酒駕者“肇事后繼續駕車沖撞，造成重大傷亡”時，才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使交通肇事罪淪為了酒駕者減輕刑罰的擋箭牌。

　　客觀上講，每個人對于酒精的敏感度是不一樣的，我們顯然不能去檢測酒駕者的“酒量”，來判斷酒駕者因飲酒而失控的控制能力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而需要從酒駕者的其他行為中去倒推。而其中最為重要標準則是酒駕者是否存在其他嚴重交通違法行為。

　　通常情況下，一個能夠控制自身行為的正常人顯然不會去嚴重違反交通安全法，但若是酒駕者在整體駕駛過程中，存在多次闖紅燈、嚴重超速、逆行、逃逸后再肇事等嚴重交通違法行為，則無論其酒量含量是否構成醉駕，均應當在法律上推定其已經無法控制自身的行為，并讓公共安全處于了危險狀態。如此才符合法律嚴懲酒駕的初衷。

　　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司法公正，最重要的就是賦予司法者更為直接、明確的裁判依據與標準。有權機關有必要對于酒駕的定罪標準進一步厘清，并以立法或者司法解釋的方式確定下來，不僅為司法者提供裁判尺度，讓他們更有能力以最接近法律原意的方式去裁判，同時，更能減少人們對相關司法案件的質疑，維護司法的權威性。（作者：舒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