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號販子既要回應現實社會訴求，更要立足長遠針對背后的病灶求根治本。

　　線上“秒殺”緊俏號源，線下雇人排隊搞“人海戰術”，兩種不同模式成為一條黑色產業鏈條的起點。在號販子的倒賣下，一張不過10余元的掛號單，普通售價300元，最高被抬至3000元出售。近年來，醫院號販子現象屢屢擊中社會痛點。

　　號販子不僅擾亂就醫秩序，還挑戰了公民在獲得醫療服務上的公平權利，蠶食的是市場的公平法則與法治守護權利的有效性，實乃市場與法治的共同大敵。基于此，這些年有關醫療改革的話題中，根治號販子一直都是重要議題。與之相伴，從衛生部門單打獨斗到多部門打出“組合拳”，相關部門的打擊力度也“水漲船高”。在前不久的全國兩會上，打擊號販子也成為代表委員議論的焦點，有的建議要將號販子入刑，有的建議完善立法，有的則主張標本兼治。

　　客觀而言，政府為整治號販子所下的功夫不可謂不大，國家衛計委日前正在部署打擊號販子專項行動，北上廣等城市則保持著打擊號販子的高壓態勢，北京更是首次動用“打黑刑警”深挖網絡號販子的幕后團伙，一舉抓獲29名涉案人員。采用“打黑”的力度整治號販子，這決非“殺雞用牛刀”，而是凸顯出這一現象整治之艱難。

　　任何違法犯罪現象的滋生，總有其特定的土壤。號販子滋生的土壤，是優質醫療資源的過度集中和相對稀缺，在這種背景下倘若管理制度上再出現漏洞，則自然成為衍生違法犯罪的病灶。警方加大打擊力度，號販子可能會在短期內有所收斂，但只要造就這一畸形群體的土壤還在，便難以絕跡。因此，整治號販子既要回應現實社會訴求，更要立足長遠針對背后的病灶求根治本。

　　第一層乃是治標，即對號販子堅持零容忍的常態化打擊。以前，由于沒有形成嚴厲的常態化打擊，號販子違法成本較低，僥幸心理作祟，故而愈演愈烈。因此，執法的關鍵是要嚴格且有耐力，防止陷入運動式治理的怪圈，堅持對非法倒賣掛號等公共資源行為保持高壓態勢，才能形成執法的預期效應，防止號販子卷土重來、死而復生。

　　第二層是治標兼顧治本，即完善制度機制，讓號販子無機可乘。執法重拳出擊只能遏制號販子的猖獗勢頭，健全完善相關管理制度才有可能斬斷號販子的利益鏈條，鏟除號販子生存土壤。近年來號販子被揭出的行動路徑，早已暴露出號源管理和掛號制度設計方面存在諸多疏漏。例如北京早于2003年就開始實行實名掛號，但由于缺乏配套的身份核實程序機制，大多醫院網絡掛號平臺至今尚未與公安部門的身份信息系統聯網，使得實名制在防范號販子上近乎形同虛設。可見，建立一整套既治標也治本的管理制度，如完善的實名掛號制度、健全的網上掛號制度、多部門信息共享機制等，是打擊號販子、建構公平就醫秩序的必然要求。同時還可針對稀缺資源領域屢屢出現的票販子、號販子等現象，考慮從立法上完善處罰條款，以防止今后新“變種”出現而法律打擊產生空白。

　　第三層是治本，通過深化醫療改革，形成均衡合理的醫療資源配置結構，消除號販子的生存土壤。號販子現象的癥結在于醫療資源配置不合理，就醫分級分流不科學、不理性，這和票販子一樣，都是資源稀缺情況下衍生的某種怪相。因此，打擊號販子難，說到底還是看病難的問題，要真正讓號販子絕跡，同時鏟除就醫中的一切“找關系”“走后門”等不良現象，歸根結底還必須從醫療資源配置著手，改變目前的優質資源過度集中的狀況，形成醫療資源均質化供給。同時，在醫療資源總體供小于求的背景下，需要建立理性的分級醫療制度，以降低專家號的非理性需求，從而壓縮號販子的生存空間。（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