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日前，浙商總會280多名理事在杭州召開經濟形勢研判會，浙商總會會長、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在會上再次表示，浙商有四條紀律：不行賄、不欠薪、不逃稅、不侵權。在國家反腐力度不斷加大的社會環境下，浙商總會的這四條紀律，尤其是不止一次明確表態的“不行賄”，實際上正是以行業自律的方式，對現代社會政商關系和市場秩序作出思考、承擔責任。

　　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在前不久的一次演講中曾表示，根據他在工作中長期的觀察，中國的“官場文化”傳播力仍然很大，商場喜歡“模仿官場”，甚至學界也受到不小的影響。政治運行講究政令通達、令行禁止、保持一致，如此方能承載社會穩定運行，而企業如果“學了這一套，或者心向往之，自覺不自覺去模仿”反而會妨礙發揮企業的特長。這個論述，點出了傳統政商關系的核心問題：如果政企不分，企業就不可能健康發展，如果競爭不充分、不公平，腐敗就更容易滋生。

　　在舊的政商格局當中，商界“附庸”官場，實際上成本巨大。行賄者成本畸高，很可能以欠薪“貼補”之；逃稅者社會責任感缺失，對于侵權之類的行為容忍度自然就高。由此可見，紊亂的市場秩序中存在的種種不良現象，不但是道德問題，也是舊的行事邏輯的必然。

　　著名財經作家李德林曾在其書中系統分析清朝時期各種形態的經濟改革得失。史料顯示，當時，像馬尾船廠、漢陽鐵廠這樣的官辦企業，因為人情托請、人浮于事，裙帶關系嚴重，經費花銷驚人，改革伊始，就遇到了極大的阻力；民族資本家這方面，則多有“紅頂商人”的蔭庇，或者存在利益輸送，或者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在市場競爭中占據不合理、不對等的地位，不但導致國家財產的流失，實際上也從根本上傷害了市場發展的生命力。

　　現代化的本質之一在于，整個國家社會發育出不同的價值體系，而且這些價值體系之間的關系是獨立的，為官者、經商者、從學者，各自努力，各自主動發揮各個分支的組織效能。而現代化的不完善體現在，這些價值體系雖然發育出來，但相互串位、難以獨立，比如，有錢了就熱衷于“跑官”，官做大了就去高校當教授，學界的一些人則通過自己的人脈、勢力，調動社會影響力，干擾政治、法律的公正……這些都是現代化發展不完善的表現。

　　今天，無論是國家還是社會、官場還是商界都開始意識到，健康的政商格局作為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擺正“官”和“商”各自正確的位置，理清兩者之間合適的關系。這個問題，商界應該思考，社會各個領域都應該思考。（曹華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