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糖炒栗子，杭州方林富炒貨店是很多吃貨的選擇。年底炒貨需求量大，本該是方老板生意好、心情好的時候，可最近他非常煩惱，因為廣告上的一個“最”字，他收到了20萬元的罰單。記者調查發現，執法部門是依法行政。依據就是新的《廣告法》——白紙黑字，而且20萬元已是處罰下限。（1月14日《錢江晚報》）

　　從法理角度而言，方林富不冤。2015年9月起實施的新《廣告法》，史上處罰力度空前，其中就包括對待“最”之類的極限使用詞匯，起步價就是20萬元。法令修改是基于打擊虛假廣告宣傳、保護消費者權益之初衷，執法部門依法辦事，且20萬元已屬下限，何錯之有？

　　炒貨店生意太好了，或正因為如此，方林富忙到沒有時間去學習了解正趨于嚴厲的新《廣告法》，直到接到一紙“市場監督管理行政處罰聽證告知書”，才傻了眼。生意好讓他“樹大招風”，又缺少對新法規的敏感，不經意失去了必要的保護和防范，遭受懲戒似在所難免。

　　站在管理層的高度，“嚴法”自是推動社會文明進步之必須，然而從人們的認知習慣和新法執行效果來講，“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卻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先讓盡可能多的個人和組織“知法懂法”，而這顯然離不開各級各部門形式多樣的大力宣傳。試想，方林富如果事前對新《廣告法》稍有了解，或哪怕之前執法部門有人對其不當之處略加提醒，何至于當下如此被動？

　　方林富濫用“最”字遭罰，對他本人來說是個教訓，需要反思；對廣大經營者來說是個警示，當引以為戒；對行政執法、司法等部門來說，更應從中看到問題所在，有必要針對薄弱環節及時做出改進提高，不僅要嚴格執法，還要讓公眾知法、懂法。(朱丹)

　　法律不外乎人情。作為杭州方林富炒貨店違規使用“最好炒貨”詞語做廣告，是初犯，也是首次被查，且實質上并沒有多少廣告惡意炒作、形成多少實質的傷害，以及違法違規收入等。而按照我國《行政處罰法》（行政法律的法律，高于廣告法的效力），行政處罰應遵循公正、公開（既考慮違法事實，也考慮違法情節、危害后果等）的原則，以及行政違法非惡意且輕微首次不罰以教育為主等規定和執法慣例，都是可以考慮對該炒貨店做出不罰以警告教育為主，或在20萬元罰款的初步決定基礎上最終決定給予輕微處罰等。（余明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