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上午，南方都市報以“記者臥底替考組織參加高考曝光跨省團伙”為題報道了有團伙組織在江西實施高考替考事件。報道稱替考人員中有多人是湖北多所知名高校大學生。而教育部回應稱，已責成江西省教育廳和省教育考試院迅速調查核實情況，并請公安部指導有關地方公安機關立案偵查。（6月8日《長沙晚報》）

　　高考替考已非新聞。從2008年甘肅天水集體冒名替考，再到去年河南查處的大規模考場弊案，可以說，近些年高考出現的類似丑聞其實已經夠多。從輿論反映來看，這次江西替考案報道有兩個不同點：其一，為揭弊案，記者臥底進入考場，親自參考。其二，丑聞被曝出時，高考仍在進行。也正因為圍觀角度多元，此事在輿論場里的議論熱度至今未減。

　　其實，為了防住高考替考等舞弊行為，有關部門這些年真沒少費心思。比如，人臉識別、指紋識別、電子檢測、信號屏蔽等技術手段就已經運用到高考之中。有些地區甚至還實施了監考員隨機編排抽簽等制度。就拿江西來說，2013年當地就已經開始實施“考生除準考證、身份證外，禁止攜帶任何考試用品進入考場，全省統一的考試專用文具將由考務人員提前放到考生座位上”的規定。

　　但現實表明，即便監考硬件設施在升級，替考這樣的惡性作弊行為卻不一定能被有效“狙擊”。此次江西高考替考事件就是例證。目前案件仍在調查中，所以到底有多少人參與替考，涉案人員當時如何進行替考操作，我們尚不得而知。但從目前的信息來看，這起替考事件與以往的替考行為有三個類似點：一是替考人員是在校大學生；二是跨省替考；三是有組織有預謀，且分工非常明晰。

　　而從以往的替考行為來看，我們一般可以發現一個“產業鏈條”。這條產業鏈不僅存在巨大的金錢誘惑，而且往往會涉及公職人員參與。比如，據《南方周末》報道，2012年的替考行情是，“在河南，要將一個替考者平安送入考場，雇主最少都需要付出10萬元。其中，中介要抽成約2萬元，考場當地的監考方拿到約2萬元，5萬元左右都得用于打通招辦里的人，而‘槍手’僅拿到1萬左右。”2008年甘肅天水替考案案發后，甘肅、山東兩地公安、教育等系統近50人被依法逮捕或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去年的河南考場舞弊案也有不少公職人員落水。在這次江西替考事件中，當地教育、公安系統是否存在內鬼，是否存在“保護傘”，無疑值得關注。

　　毫無疑問，高考總會引起全社會定時關注。人們在關注青春，更在關注社會底線式公平。因為公平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它牽系個體前行之力。而今，2015年高考已處于完成時，我們有必要對高考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全盤打撈。比如，根據我國現行法律，對于高考舞弊的組織者，一般會按非法經營罪、詐騙罪等進行刑事追究，但懲戒力度仍然偏弱。并且，作弊替考者的行為并不觸犯刑法，一般只會按行政違法處理。然而，高考作弊這種行為會造成極大的社會負面影響。如果作弊者的違規成本過低，就可能讓有些人心存僥幸。既然如此，我們不妨盡快讓作弊入刑進入司法實踐。（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