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香港恒隆集團陳氏家族9月8日宣布向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捐款3.5億美元，刷新哈佛自建校以來最大數額的單筆捐贈紀錄。而該學院也將以恒隆集團已故創始人陳曾熙的名字重新命名。該事件甫一曝出，就引發網民熱議。

　　潘石屹“越洋捐贈”，陳氏兄弟豪贈哈佛，都是中國富人，都是捐贈國外高校，也正因這些關鍵詞，它迅即引起熱議。而捐“內”還是捐“外”，這樣問題的提出，一方面說明我們的慈善文化還不夠成熟，仍有些偏隘；一方面也說明，我們國內的大學基金會工作難盡如人意。

　　包含“狹隘”情節的慈善觀，不僅在社會公眾中存在，在《捐贈法》中亦有體現。2011年5月清華大學“真維斯樓”遭網絡吐槽為“賣身”，該樓之后也被迅速摘牌，映射的就是這種不成熟。從法律上講，現行的《捐贈法》中還明確提出“捐贈人出資新建的工程項目，捐贈人提出工程項目的名稱，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批準”。冠名捐贈是國外通行的一種捐贈方式，陳氏家族方面就表示，這筆捐款是為紀念自己的父親陳曾熙。試想，如果這筆錢是捐給國內高校，能冠名嗎？它很可能面臨各種質疑，還有復雜的行政審查。

　　在慈善相對成熟的社會里，公益組織應對捐款人承擔的責任包括：所有的善款用于幫助實現基金會的使命、獲得適當的表揚與認可、獲得基金會的審計報告、工作報告以及對捐款人隱私信息的保密等等承諾。而這一系列制度性的保障，在國內大學的基金會依然難以實現，究其表面原因是國內大學基金會缺乏專業化的管理制度，深沉原因是國內大學基金會的理事會大多由大學現任行政領導擔任，是大學行政體系的附庸。所以，國內大學基金會如何讓自己轉變為一個教育類慈善公益組織，而不是大學校長支配的小金庫，至關重要。

　　據哈佛相關方面介紹，陳氏家族承諾捐贈的3.5億美元，將用于幫助發現和推動應對全球流行病等方面的研究。這表明，陳氏家族不是捐錢給大學蓋大樓，而是用于前瞻性地解決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挑戰。解決這樣的問題，需要的是持續多年的研究，也源于此，捐款使用的透明化就成了保障捐贈人捐贈目標實現的重要手段。而當下，國內高校的基金會善款使用，給社會的感覺還是用于蓋大樓、獎學獎教、學術交流與開會，而不是學術研究，這也是中國大學基金會亟須通過透明化運作來改變的。（才讓多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