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被紀委帶走調查，王女士想疏通關系讓丈夫獲釋，結果被騙走1460萬元。記者8月9日獲悉，北京市高院終審以詐騙罪判處任鵬宇無期徒刑。（8月10日《京華時報》）

　　如果有親屬被司法機關帶走，公民的第一反應應當是，馬上找到律師，從法律上來幫助親屬找到無罪或者輕罪的證據和法律依據。但許多人馬上想到的是找有關系、能手眼通天的人來“撈人”，即便是找律師，他們也往往是希望律師能與司法機關“勾兌”，去“撈人”。

　　別怪王女士幼稚，當年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不也在被中紀委調查期間，病急亂投醫，被騙子騙去200萬元嗎？還有，原鐵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達因涉嫌嚴重違紀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劉志軍授意山西女商人丁書苗“撈一撈何洪達”。隨后，丁書苗出資4400萬元找人“撈人”，后來發現是一場騙局。那么，小到王女士，大到鐵道部長，為何不約而同地想到“撈人”呢？

　　因為，“撈人”的生存土壤是真實存在的。某種程度上講，王女士之流之所以上當受騙，并不是因為他們傻，而可能是他們沒有找對人。譬如說，他們能像當年的劉漢一樣，能找對人，也許他們的家人也能“撈”出來。當年，劉漢被列為公安機關查處名單，但他花巨資攀附上某位領導，就將他從查處名單上撤除。再不濟，能像健力寶集團原董事長張海一樣，找對人來“勾兌”，在法庭審判中造假立功，在監獄里造假材料，搞減刑，也能在很短時間內出獄。

　　如果找的人恰恰是地方主要領導，而犯案的人本身是當地企業納稅大戶或者招商引資的企業老板的話，“撈人”就可以用政府“紅頭文件”堂而皇之地進行。譬如說，湖南省雙峰縣縣委、縣政府曾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向婁底市委政法委“請求”將涉嫌收購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勝取保候審，理由是如果不放人，會影響企業發展。據說，這個紅頭文件的出臺，也是李的家屬找到了當地的主要領導。如果王女士找到了某些有權勢的官員，說不定也能得到一紙“紅頭文件”，那時，說她找人“撈人”是幼稚，那還不知誰真的“幼稚”呢？

　　另一方面則是，在一些地方，如果你真找律師而不去找關系的話，你根本無從為家屬爭取無罪或者從輕、減輕的機會。因為，在一些地方，案件是“內定”的，公安機關做好飯、檢察院就端飯，法院就照樣吃飯了。所謂的律師在庭審辯護，不就是走走過場罷了。

　　所以說，之所以“撈人”的騙子如此風行，是因為真實的“撈人”環境存在，而這幕后則深刻反映了當下某些司法的真實面目，那就是司法腐敗的存在以及行政權力干擾司法的現狀。正是腐敗的官員讓“撈人”的潛規則真實存在，騙子們才會大行其道。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大力打擊司法腐敗和健全司法體制，讓“撈人”潛規則無處藏身，騙子才會失去行騙的土壤。幸好，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了司法體制改革的號角，即將召開的四中全會又將專題討論“依法治國”的重大問題，我們有理由相信，“撈人”的騙子會越來越少。(楊 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