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時校長五年聘期屆滿，即將卸任，據報道，南科大新校長遴選委員會已設立，委員據稱有8位。五年來，朱清時和南科大一直被輿論關注。從南科大五年的建設中，公眾可以看到創辦一所真正的大學是何等不易。朱清時即將卸任，建設南科大和推進教育改革，仍未有窮期。

　　南科大為高校改革提供了一個樣本

　　未來會驗證南科大試驗是目前國情下不完美但可行的方案，也可能相反。無論如何，它為我們高等教育的未來揭示了一種可能。

　　登陸南科大的網站，架構齊全，秩序井然，除了從“學校簡介”或“招生”等欄目可以窺見其“年輕”之外，幾乎很難感受到這些年來圍繞著它的風風雨雨。從2009年宣布籌備；到2011年首屆教改實驗班45位學生宣布放棄高考，以及香港科技大學的三位教授因理念不合“不辭而別”引發的“南科大內憂”風波；到2012年得到教育部認可，實行“6+3+1”的招生方案；以及學校管理機制的確立，這個帶著叛逆血液的中國高等教育的新生兒，幾經波折，卻一直在公眾關注和輿論漩渦中掙扎前行。現在，隨著首任校長的行將卸任、首屆學生的即將畢業，一份階段性的答卷擺在了每一個關心它的人面前。

　　注定沒有標準答案，年輕的南科大還在途中。從師資最初大多為兼任教授的混亂，到現在的相對定型；從2011年首屆45位“試水”的學生不足八成的畢業人數，到近兩年以188、386遞增的本科錄取人數。還沒到蓋棺論定的時候。

　　但尚無法驗證的結果，無法抹殺南科大的意義。它所負擔的使命——“改革”才是最牽動人心的標簽。誠如朱清時所言，“如果南科大變成一個普通的學校，不去做改革，那它就什么都不是。中國已經有幾千所這樣的高校，再多一所，也沒多大意義。”

　　幾年的風雨歷程，驗證了教育改革之難。這是一個高教改革嘗試的樣本，包涵著諸多細節和情節：理想主義的情懷，個人的能力與意志，以及難以超越的國情和制度之間的杯葛和角力。2011年試驗啟動之初，它的壯志豪情曾經包括，超脫現行的高考制度；擺脫大學“行政化”的掣肘；世界一流大學的努力目標(當時是以香港科技大學為樣板)。而現在回顧，無論是“6+3+1”的招生方案，還是由地方政府領導、多方參與的理事會，都表明了理想與現實媾和的痕跡。

　　但簡單的批評失之輕率。有人說，“南科大、試驗不能說已失敗，但距成功和原先幾乎一樣遙遠。”朱清時說，“改革就像鈍刀子割肉一樣”。一切說明教育改革之難。南科大是一個新的產兒，它試圖從中國現實的森嚴中涅槃重生，但時至今日，也還沒有真正脫離那個讓國人愛恨交加的母體。在它新生的軀體之上，依舊鐫刻著舊的創傷。

　　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注定了缺憾難免。唯其如此，我們需要以“改革”的名義給教育改革者以寬容。朱清時的即將離任，本身正是對其改革成果的考驗。在這個交接點上，我們繼續充滿期待——未來會驗證南科大試驗是目前國情下不完美但可行的方案，也可能相反。無論如何，它為我們高等教育的未來揭示了一種可能。（徐行）

　　能決定大學前途的是制度而非校長

　　中國的大學需要優秀教育家來管理，更需要一種好的制度來支持教育家，以好的制度來保證學校的建設與發展。

　　朱清時任校長的南科大有諸多“先走一步”，如，爭取學校相對獨立的辦學權，倡導大學“去行政化”，畢業生有百分之十八的“退出率”，等等，都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走出了可貴的一步。回顧南科大走過的路，點點滴滴，從世界教育史角度觀察，好像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創造，但其中每一步的艱難，恐怕只有當校長的朱清時本人心里有數（等以后看他的回憶錄吧）。

　　因為社會對南科大過于關注，給學校的創立與發展帶去不少麻煩。當朱清時和南科大的一言一行、一舉一措都成社會關注焦點時，參與其事者都有可能變得格外謹慎，從而也使相關部門縮手縮腳不敢放手鼓勵教育改革。對朱清時和南科大的評論一波接一波，體現了社會對高等教育改革的期待，同時也說明，在中國，想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有多難！

　　比起創辦南科大的預期，朱清時的愿景好像沒有實現。但我并不覺得朱清時和南科大“失敗”，只不過事情進展沒有像熱情的人們所期待的那樣按部就班，順理成章。包括朱清時本人在內，都沒想到阻力如此之大。每一步都艱難，往往是進兩步退一步，甚或進一步退一步，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中國妥協最多的校長”。然而，朱清時和南科大畢竟是在朝前走，方向正確。

　　朱清時和南科大所做的一切，現在評價為時過早，但最有信度的評價，應當來自南科大的學生，他們已經在學習中發現了學校的與眾不同之處，他們愛學校。至于南科大是否能成為中國名校，似乎也無須等幾百年，五十年后，公眾會看南科大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勇氣，當會為位尊厚祿不思進取者扼腕而嘆。

　　朱清時即將卸任時，認為有兩大遺憾：一是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管理層，二是沒能制定好學校的《章程》。他已認識到作為校長應當致力于制度的建設。的確，南科大不能只靠一個校長，需要有精干、科學的管理機構；一所學校，也不能長期靠一個《學校暫行管理辦法》，需要建設法典一樣的章程。朱清時要離開了，不管會不會再有他那樣敢于負責的校長，把一所學校的前途放在一個人的肩膀上，希望靠校長個人的智慧與勇氣，顯然不夠明智。中國的大學需要優秀教育家來管理，更需要一種好的制度來支持教育家，以好的制度來保證學校的建設與發展。到那時候，朱清時們退休與否，不重要。這一點，可能正是朱清時想看到的。其實，朱清時可以無憾，他盡力了。（吳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