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30日，在深圳龍崗新屯村內，李艷英6個月大的兒子李成龍被鄰居抱走并拐賣。李艷英夫婦找了14年，終于在去年7月將其找回。由于李成龍之前的戶口被注銷，親生父母想回鄉為孩子上戶口，卻被計生部門告知，如果他給大兒子上戶口，那后面生的3個都是超生，要交30多萬元罰款。（6月4日《羊城晚報》）

　　李成龍的命運充滿了荒誕，被拐賣后，養父母靠衛生院、計生辦、村委開具的虛假證明，李成龍輕松入戶，是一個被法律認可的人；與親生父母重聚后，盡管有DNA作為鐵證，他卻成了一個不能上學的“黑戶”。

　　和李成龍遭遇相似的人，或許并不在少數。第六次人口普查發現，全國有1300余萬人沒有戶口，其中大部分為未繳納“超生罰款”的人口。一個常識是：李成龍父母超生違法，但“板子”不應打在李成龍身上。《戶籍法》等相關法律早就明確，新生兒入戶僅需醫學出生證明即可。作為法治政府，其基本要求就是“法無授權不可為”，當地有關部門又怎能給李成龍入戶設置“先交30萬元罰款”的前提條件呢？

　　和同齡人相比，李成龍的人生際遇充滿了曲折和悲涼。被拐賣后不久，其養父母因為有了親兒子，就把他放到那邊的“外婆”家，從此不管不問，隨后又被過戶到養母的妹妹家，小小年紀就輟學，有時連飯都吃不上。而今，雖然重獲家庭溫暖，又將面臨沒有戶口的境遇，這令人心痛。我們希望制度能夠及時回應并作出應對，而“別給李成龍帶來二次傷害”應成為一種底線。（任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