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加班時間190個小時，中餐和晚飯時間平均不超過15分鐘。在連續一年的持續高強度加班后，33歲的沖模設計工程師劉先軍猝死在東莞市長安鎮的一個出租屋內。記者追蹤采訪發現，超時加班在制造業發達的珠三角地區存在普遍性，一些企業甚至以“加班文化”為企業文化，要求員工“愛崗敬業”。這一職場灰文化在多次“過勞死”事件中被推至輿論焦點。（據2014年4月20日《北京青年報》）

　　一條活蹦亂跳的年輕生命就這樣嘎然而止了，事件所留給人們的僅僅就是一聲痛惜嗎？顯然不是。血的教訓再次告訴我們，老虎也有打盹的時候，何況人乎？人乃血肉之軀，而非鋼鐵鑄造，堅不可摧。愛護健康，珍惜生命，社會需要“準時下班文化”，以保證和激勵人們時刻不忘勞逸結合，張弛有度，修養生息，鍛煉身體。

　　身體是工作本錢，員工身心健康是企業生產之基。擁有一批身魄康健、精力旺盛和勞動干勁十足的職工隊伍，也企業最大的財富。當然，導致員工“過勞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工作環境惡劣，生活條件艱苦；醫療條件差，患病不能及時醫治；缺少保健知識，自我保護意識不強；存在缺少運動、抽煙、喝酒、熬夜等不良生活習慣；飲食無度，陪吃陪喝，暴飲暴食，不能自制，等等，都會嚴重影響他們的身體健康。其中，勞動強度大、工作壓力大、生活不規律、經常加班加點，嚴重透支身體是重要原因。

　　經驗表明，人體持續工作愈久或強度愈大，疲勞的程度就愈重，消除疲勞的時間也就愈長，日積月累，積勞成疾。有專家指出，適當的壓力可以產生動力，但壓力過大則會產生負面作用。當壓力不斷增加，相當一部分人所感覺到的焦慮，就從一種普遍的情緒體驗，變成精神障礙疾病。工作加班時間過長、勞動強度過重、心理壓力過大，輕則造成勞動者健康受損，重則導致勞動者死亡，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事實上，從2011年起，“過勞死”已經威脅到一線職工并延伸到白領階層。“過勞死”現象的蔓延，使社會精英、白領階層和企業員工都無一幸免。稍加梳理近年來發生的“過勞死”案例，便會從中發現，超時加班日益成為摧殘勞動者生命健康的主要“元兇”。而一些企業仍然明目張膽地強迫員工加班，甚至變相剝削員工，則是政府監管不力、懲罰太輕、違法成本過低所致。

　　有報道稱，中國已成為全球工作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人均勞動時間已超過日本和韓國。2012年10月一份報告顯示，我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到達60萬，越來越多的勞動者處于“亞健康”狀態。在深圳，伴隨著特區建設的快速發展，當初的創業精英已有近3000人逝去，其逝世平均年齡為51.2歲，比北京知識分子平均壽命還低2.14歲，比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廣東省平均壽命76.52歲低25.32歲，青壯年“過勞死”現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當然，我們不排除有些人加班是自覺自愿的，圖的是多得點勞動報酬，或者是多為企業發展壯大貢獻力量。而更多的加班完全是被迫無奈的，面對企業訂單壓力和用工緊缺的問題，超時加班在制造業發達的珠三角地區存在普遍性。東莞市長安鎮3000余家內外資企業中，“相當大一部分都存在超時加班”，員工每月加班超過四五十個小時的企業并不鮮見。顯然，員工加班是迫于企業生產任務繁重和用工緊缺的沉重壓力，使休息成為一種奢望，讓他們連想都不敢想。

　　可見，“加班文化”的本質是企業“鼓勵加班”和“變相強迫加班”。在一些企業里，即使把加班看作衡量員工敬業精神乃至工作業績的一個重要標準，但是，一些人加班往往只是為了保住來之不易的謀生飯碗，或者是迫于擔心被孤立的群體壓力，或者基于“準時下班被領導認為不敬業”的畏懼心理，并沒有多少“愛崗敬業”的自覺與真誠。“加班文化”盛行，并非是完全出于員工“愛崗敬業”，而更多的是有關生存與榮譽的外在壓力所致。因此，要嚴厲遏制“加班文化”。

　　英國科學家貝弗里奇說：“疲勞過度的人是在追逐死亡。”“過勞死”絕非“不足為慮”的“疥癬之疾”，乃是人類健康的大敵，應該引起高度重視，并將其置于與其他疾病（如心臟病、癌癥等）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予以預防。因此，在加大政府監管力度的同時，有必要大力營造“準時下班文化”，鼓勵員工在規定時間高效完成工作，提高勞動效率，而不是加班。即使加班，也應嚴格控制，以便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身體健康預防知識，增強自我保護意識；參加健身運動，增強體質耐力；定期進行健康普查，排除潛在的生命安全隱患。只有這樣，才能有效減少“過勞死”事件的發生，進而保證企業生產的順利進行和效率的提高。（徐云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