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院院長幕平在市高院工作報告中提出，2014年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推進司法改革，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對公眾關注的基層法院“去地方化”的問題，報告沒有明確提及。幕平表示，對法院“去地方化”改革，中央會有統一的計劃和安排，將會從指定的試點法院開始進行。

　　地方和基層法院、檢察院“去地方化”，是指由地方橫向管理改為上級垂直管理，在人財物上獲得獨立于地方政府的地位。這是近年來法學界、實務界及公眾在司法改革上形成的共識。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提出，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三中全會肯定了關于司法改革的上述共識，“去地方化”成為司法改革的一個明確方向。

　　從法理上說，司法權是國家的中央事權，地方法院、檢察院是國家設立在地方的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而不是地方政府的附屬部門。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地方法院、檢察院和地方政府是地方的“一府兩院”，主要官員分別都由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地方各級人大選舉或任命，“一府兩院”對地方人大負責，并接受地方人大的監督。可見，司法權雖然屬于中央事權，但地方司法機關既然設在地方，就不可避免要與地方政府形成有機、內在的關系。加之在實際運行中，逐漸形成了地方司法機關的人財物由地方政府主導、調配的局面，地方保護主義干預司法機關獨立公正行使權力，在一些地方造成了嚴重的司法不公，影響了司法機關的權威和法律的正常實施，已經到了非嚴加治理不可的地步。

　　司法機關“去地方化”是一個正確的改革方向，這將是一個審慎推進的過程。同時也要看到，地方司法機關盡管不是地方的附屬部門，但主要職能仍然是處理地方事務，是地方治理結構的一部分，地方司法機關在履行職能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一部分可以由省級或中央垂直管理來解決，另外相當一部分，還是應尋求在地方治理結構中得到解決。

　　一些地方的司法機關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地方保護主義，主要反映的不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不是高級權力機關和基層權力機關的矛盾，而是地方治理結構內部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需要進行司法管理體制改革，形成和鞏固地方司法機關相對于地方的獨立地位，更重要的是，要加強公眾權利對權力機關的監督和權力機關之間的制衡，強化人大監督“一府兩院”的權力和司法機關的權威，通過充分的公眾參與和地方政治改革，完善、優化地方治理結構，實現地方社會政治生態平衡。如果做到這一步，即便地方司法機關的人財物仍然由地方橫向管理，但這種管理將是規范、均衡的資源分配，地方政府再也不能掌握對人財物的主導權、控制權，地方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可望由此得到充分保障。

　　地方司法機關須有獨立的地位和權威，但它做不到完全“去地方化”。確保地方司法機關獨立公正行使司法權，以司法公正推動地方治理結構完善、優化，反過來也有利于鞏固地方司法機關的獨立地位和權威，形成地方司法公正和地方社會政治生態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良性循環。(周常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