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在河南永城，一輛大貨車被運政、路政部門相繼罰款。司機稱在出示了月票（每月給路政3000元）和年票（每年給運政3000元）后，路政部門仍要罰款，女車主求情未果，當場服劇毒農藥自殺，現在仍在醫院搶救。（12月1日《京華時報》）

　　女車主貸款購買兩輛貨車跑運輸，短短半年時間，被運政、路政等管理部門罰款20多萬元。特別是，女車主在購買了“罰款月票”和“罰款年票”之后，仍頻頻被路政部門攔路罰款。被“超載罰款”逼得心力交瘁的她，用生命向管理部門繳納了最后一筆“罰款”。可見，超載罰款，不僅成為交通違法的“通行證”，更成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長期以來，超載等交通違法行為屢禁不止，除了一些車主見利忘義之外，更在于有關部門“亂罰款”。監管部門以罰代管，利用超載罰款讓司機“合法”超載。更有甚者，有的地方還十分“體恤”超載肇事者，為了保證他們在重罰之后仍有利可圖，便擅自降低了國家制定的超載標準，等于是變相支持和鼓勵超載。可見，在一些執法部門眼中，神圣威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成了他們大興“罰款經濟”的一件“法寶”。

　　殊不知，物流成本高，已經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常說頻發的交通事故是因為司機利欲熏心，為了多掙幾個錢而不惜拼命超載。實際上，司機不超載，在當前的路橋收費和大興“罰款經濟”的狀況下，很難有錢賺。

　　交通法規對超載的處置只限于罰款，導致違法成本偏低，從而誘發出管理部門以罰代管的利益沖動。其實，治理超載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吊銷駕照和營運執照，違法成本提高了，誰還敢以身試法？關鍵是，這樣可以遏制有關部門“一罰了之”的執法行為，從而也鏟除了大興公路罰款經濟的現實土壤。(汪昌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