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國家發展改革委、衛生計生委、人社部公布《關于非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實行市場調節價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放開民營醫院醫療服務價格，鼓勵民資加快進入醫療服務業。4月15日，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通過《關于做好常用低價藥品供應保障工作的意見》，政府將取消低價藥品的最高零售限價，允許生產經營者自主制定或調整零售價格。

這些新舉措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充分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解決“看病難”和“看病貴”難題。無論是放開民營醫院醫療服務價格，還是取消低價藥品的最高零售限價，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糾正過去政府限價導致的價格扭曲，引導醫療主體和醫藥企業根據市場供需情況自主定價。同樣都是借助價格杠桿作用，但兩者的目標指向不同：前者是為了引導和鼓勵社會資本加快進入醫療衛生領域，擴大醫療服務供給，推動多元化辦醫格局的形成，緩解“看病難”；后者是為了建立能夠更加靈敏反映成本變化及市場供求的定價機制，保證低價藥品合理利潤空間，調動企業生產積極性，緩解“看病貴”。從改革目標和制度設計上判斷，這些舉措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部署高度吻合，包括“理順醫藥價格”、“鼓勵社會辦醫”、“允許民辦醫療機構納入醫保定點范圍”等。

相對而言，這些醫改新舉措實施起來難度不算大，因為基本上都是為民營醫院和醫藥企業松綁的政策。對于這些機構來說，完全可以稱得上是重大利好消息；但對于公眾而言，則不免會擔心放開價格后會不會出現集中漲價情況，醫改的結果會不會增加患者的負擔。毋庸諱言，在這些領域放開價格基本就意味著漲價。但這樣的漲價是對過去扭曲價格的糾偏，是符合市場供需關系的正常行為。醫療服務價格上漲，是尊重醫生勞動價值的一種體現，代表的也是“以技養醫”的改革指向；而低價藥品價格上漲，則是保證市場充足供應的必要手段，同樣是藥品生產價值的一種體現。至于漲價會不會增加患者的負擔，關鍵要看漲的幅度有多大，以及該降的是否降下來。倘若像上海國際醫學中心那樣，將掛號費增加到1200元，如果再繼續縱容藥品加成、動輒大檢查大處方，這樣的漲價肯定會增加患者負擔。

放開價格如何才能不增加患者負擔？簡單說，就是該漲價的漲價，該降價的降價。一方面，現在討論的漲價項目在醫療費用總支出中占比較小，而且還僅限于民營醫院和低價藥品，這樣的適度漲價是患者可以承受的；另一方面，如果醫院在選擇“以技養醫”的同時放棄“以藥補醫”，在選擇低價藥品的同時放棄高價藥品，患者的負擔就會明顯降下來。但切記，這里用的是“如果”。如果做不到“如果”，換句話說該漲的漲了、該降的卻沒降，其結果只能是增加患者負擔。醫改是一個復雜博弈的過程，牽涉到醫生、醫院、藥企、患者各方。在推進過程中，既要強調維護醫生和醫院的利益，也要強調維護患者的利益，一個重要指標就是不增加患者負擔；既要強調鼓勵社會資本投入醫療服務業，也要強調牢牢把握醫改的公益化方向，一個重要指標就是不以盈利為目的；既要強調先易后難的改革路徑選擇，也要強調改革不能單兵突進，一個重要指標就是該漲的漲、該降的降。

醫改是一項重大民生工程，也是一項世界性難題。我們既要看到改革取得的成績，也要看到改革任重道遠，圍繞醫療、醫保、醫藥三個主攻方向，推動補償、價格、醫保、人事、分配、藥品流通等聯動改革，為公眾健康福祉提供制度保障。（丁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