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角度看，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落實憲法村民民主自治條款的基本精神。而要落實這種基本精神，那就必須在村民民主選舉的基礎上實行分權制衡。

首先，只有通過真正的民主選舉才能消除村霸現象。村民自治至少有兩個要義。一是村民自治的主體是村民，自治的實質是村民當家做主。所以，它不能是村干部、少數農村黨員或是縣鄉干部通過村干部當家做主，否則它就不是村民自治了。二是村民自治只有通過民主才能實現，即不被少數人操控的真正的民主選舉。

鄧小平早在1978年明確指出：“我們的生產隊為什么不搞民主？隊長不合格就淘汰，社員應該有權利，現在有些干部權力大得很，包辦選舉，幾個人說了算。所以現在農村有霸，出霸王。”這就是鄧小平主導制定的八二憲法村民自治條款的最重要的憲法精神。只有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才可能消除村霸現象，實現村民當家做主。

實行村民民主自治是憲法的明文規定。當前農村出現的一系列嚴重問題，不是貫徹憲法村民自治條款所導致的，反而是它未得到應有的落實以至于出現了嚴重倒退。

其次，只有通過分權制衡才能保障和恢復真正的民主選舉。八二憲法頒布后，村民民主自治曾有蓬勃發展，但后來卻出現了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的鄉鎮干部、村霸、宗族勢力等等操縱選舉和賄選的問題，進而又導致了其他如涉及土地征用等一系列的嚴重問題，這又是為什么呢？

有人說，這表明中國人不適于搞民主，特別是農民不適于搞民主。但實際上，這是由民主發展不充分、某些環節還缺乏民主所導致的。“民主”實際是由一系列制約權力的制度安排所構成的。在這個制度鏈條中，民主的首要環節無疑是民主選舉，第二個環節就是分權制衡。

人類政治經驗表明，民主選舉之后還須分權制衡，才能把權力進一步地關進籠子里。否則，當選者的權力就會高度集中，成為任期內的獨裁者，進而導致大量專制、腐敗現象的出現。在最近的烏克蘭事件中，就有這種制度性的導火索。

在我國的村民自治中也存在著這種問題。當初設計村民民主自治制度時，對于民主選舉后的分權制衡缺乏相應的制度安排。比如，按照現行規定，雖有村委會和村民會議兩個機構，但又規定村民會議由村委會召集，不是村民會議可定期自行召集。這就使村委會想召集村民會議就召集，不想召集就不召集。村民會議也就難以履行職能、發揮作用、制約村委會，村委會特別是村主任的權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約。

由于缺乏分權制衡，在農村，尤其是在一些經濟利益較多的地方，每隔三年選舉產生的無疑就是“土皇帝”。他們先用賄選等方法獲得權力，再用這種不受制約的權力獲得更大的非法利益……如此循環往復，一方面，少數村干部越來越富裕和專橫，干群關系越來越緊張;另一方面，選舉也越來越劣質化了，以至于成為了徹頭徹尾的假民主。

因此，保障農村的民主選舉、民主自治的一項根本之策，就是在農村實行村委會和村民會議“兩權分立”的分權制衡。只有把當選村干部的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使之不能和不敢以權謀私，才能制止賄選、操縱選舉的動機，也才能普遍地構建起清正廉潔的農村政治。這就是我國當前迫切需要的一項重要改革。(王占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