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即將過去的長假里一條令人五味雜陳的新聞：在馬鞍山一對新人的婚宴上，丈母娘當場宣布贈送給女婿一輛價值400萬元左右的賓利牌轎車。新郎在搞清楚嫁妝為何物后，居然撲通一聲當眾跪下，向丈母娘保證一輩子不辜負她女兒，一輩子孝順雙方父母。這場酒席上同樣出現了另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細節：酒過三巡后，親友團中一位看起來30歲出頭的男子當場發起了酒瘋，在新郎過來敬酒時，該男子摟著他大贊其丈母娘“大方”，說自己父母“窮”。說到興起時，該男子站起來直指父母怒吼：“沒有一百萬！你們生我出來干嗎！不是害我嗎！”

　　沒有一百萬，請不必生我——— 我下意識地為親友團里的這位男子感到深深羞愧。“男子的父親一聲不吭坐在座位上，母親則一直默默流淚”，新聞中的后續描寫令人心碎。對于為人父母者之嘔心瀝血，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曾經寫道：“例如一個村婦哺乳嬰兒的時候，決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愛，愿他生存；更進一步的，便還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進化。”如果說父母們為自己做得還“不夠多”，那么一定是在竭盡全力后尚力有不逮，動物猶有跪乳與反哺之自覺，我們又何忍去指責本就活得艱難的他們。

　　誠然，對這樣一起酒后的不孝花絮，本不應做過多的道德譴責，但在我看來，這則新聞中真正令人難以接受的，其實是它所展現出的特定婚姻現實和對比。“僅僅”是因為婚禮上丈母娘送出一輛賓利牌轎車，女婿竟然當眾跪下，發誓不負新娘與厚愛；同樣是這輛轎車，竟然還引發了一個觀禮客對貧窮父母公然的指責乃至是恨意。它們都是巧合下的非同尋常的舉動，但誰又能否認，無論是欣喜若狂還是黯然失意，這中間更寓含著殊途同歸的指向。那就是對“繼承式財富”的過度渴望，于是，在一輛高級橋車前，新郎與觀光客都成為情緒輕易失控的人。

　　成為新聞的“個別人失控”，固然不能代表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但他們的輕易發作，足以再次提醒我們去關注這個焦慮的年代，或者說是多數年輕人遭遇巨大成長壓力時的心理狀態。幸福生活應該如何來創造？最中肯的聲音，自然是“流自己的汗，靠父母不算好漢”；什么樣的婚戀過程才最經得起檢驗？每個人給出的回答也許迥異，但不管怎樣它都與過多的財富無關。正因為如此，兩個年輕人在婚宴上反差的表現，像極了某種壓力的解脫或困頓。一個緣于改變命運而異常激動，一個眺望未來酒醉之后遷怒父母，失控舉動突兀卻并不突然。

　　焦慮的年代，輕易“失控”的人們——— 在評價“沒有一百萬”醉話的天然憤慨之外，這是圍觀者更必須看到的真實時代場景。論及焦慮的社會與生存的壓力，我們當然不陌生，多數時候自己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是拼爹現象衍生的平民子弟失落；它是高企房價、教育、醫療成本帶來的沉重日常負擔；它甚至還是轉型期社會特有的權利焦慮。將婚宴上失控的人單獨拿出來分析，也許并無多大的意義，但能夠反問的只是：到底是財富淪陷了本應溫情的婚戀，還是婚戀只為等待一場財富的淪陷？

　　反問似乎找不到答案，對于社會性壓力的改造，也從來不會是輕松的路途。我們現在能夠做到的，只能是堅持一些本真與有溫度的東西。新聞中說，在被報道后，贈豪車的“丈母娘”通過朋友帶話給媒體，“她和老公也是吃了大半輩子苦才有今天的一點成績，父母全心全意為子女的心情相信大家可以理解。送給子女好一點的汽車純屬家庭內部事情，家里人并不情愿被媒體報道。”如果說這是一個富豪父母的肺腑之言，我同樣希望，那位抱怨父母貧窮的醉酒者能夠真誠地向其二老道一聲歉。在焦慮的年代里，這仍然是獲得心安不可或缺的方式。 （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