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這座以“滿城挖”著稱的中部城市,不斷提升城市定位、不斷加碼城建規模,引起了不小的爭議。而在建設工地密度增大的同時,地方政府已是債臺高筑,由于城建資金緊張,本應在2009年通車的白沙四路、白沙五路等道路今年“暫無建設計劃”。

　　據報道,2010年下發的《國務院關于武漢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顯示,武漢的城市定位為“我國中部地區的中心城市”,而在2011年底武漢又提出“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到今年初,新的目標已經變為建設“祖國立交橋”與“世界城市”。

　　武漢的城建計劃正是隨著其城市定位的提升而不斷擴張的。武漢市計劃在2012-2016年這5年間投資8000億元全力推動基建,但截至今年7月底,累計完成的“城建攻堅”投資1873億元,還有6127億元沒有著落。而《中國經營報》從財政部湖北專員辦獲得的《對湖北省武漢市本級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調查與思考》顯示,2013年和2014年是武漢市政府的償債高峰時期,這兩年每天需償還約1億元的債務;從2008年到2011年,武漢市本級政府綜合財力的年均增長速度達到42.69%,高出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24.29%的年均增長速度18個百分點,且“債務風險在持續加大”。

　　武漢并非孤例,貴州省會貴陽同樣也面臨著地方債劇增后的巨大償債壓力,上個月一條尚未完工的高速公路因資金問題被迫停工。同樣的劇情在全國各地都在上演,當地方政府債臺高筑、債務危機引起國內外高度重視之時,城市建設的擴張速度依然沒有慢下來。地方債的全國審計“大考”仍在進行中,地方債的具體狀況未知,而近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 F)表示,地方債務約有20萬億。與此同時,在城鎮化概念的鼓舞下各地再掀“造城熱”,國家發改委的一個課題組對12個省區的調查顯示,平均每個地級市要建約1.5個新城新區,144個地級城市竟要建200余個新城新區。而美國著名咨詢公司麥肯錫關于城鎮化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有50多個城市都提出要建國際大都市,到2025年,中國還要修50億平方米的道路,并建約500萬座各種樓宇。

　　每一屆政府都有一套城建擴張計劃,這往往導致一個城市挖了建、建了拆、拆了再挖再建,在這個死循環中,除了顯性政績獲得提升,對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有待商榷,而這類政績工程甚至造成了國內建筑平均壽命只有25-30年的結果。同樣地,伴隨著目前的“造城熱”而來的是各種“空城”、“鬼城”的消息,城市泡沫與房地產泡沫一樣引人擔憂。

　　政績考核無疑是政績工程沖動的根源所在,但“管借不管還”卻極大地在事實上助長了無視債務瘋漲只顧推動工程建設的行為。在位的地方政府官員對于借債一事的自由裁量權極大,但是如何償債既不用在預算程序中申報也不通過預算程序的審查和批準,而且地方債沒有實質債務人,官員作為政策制定者無需為其承擔風險,只管借錢推工程堆政績,有了政績升遷走人,還錢就是下一任的事情了。這種借債與償債的權責不對等,是債務黑洞的一大推手。

　　毫無疑問,10月底即將公布的地方債數額將會十分驚人,甚至有一部分已成呆壞賬,如何解決地方債的償債問題則成了最近的熱點。無論是中央財經大學教授王雍君提出的資產變賣和質押償債,以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夏斌提出的對地方政府負責人和當事人“秋后算賬”以及逼地方政府賣樓還債,其實涉及的都是債務問責制度的問題。

　　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壓頂,而“滿城挖”與“造城熱”卻愈演愈烈。問責制度的缺失不是政績工程與債務黑洞的根源所在,卻是極大的“幫兇”。建立對單個項目以及整體債務的問責制度,可以遏制超過承擔能力的建設熱潮、防止債務擴大,亦可一定程度上防范往后的債務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