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循著法治軌道破解拆遷難題,才會讓美好生活的夢想遞進一層。

　　公職人員被政府發文要求參與征遷,表現不力即被批評“思想落后”,輕則面臨停薪、重則可能停職……據報道,廣東增城掛綠湖水利工程動用“體制內”人員游說親屬,拆遷工作得以進展迅速,此舉引發社會熱議。

　　近年來,由于公共輿論對“強拆”的敏感度一升再升,尤其隨著征地拆遷法律法規的不斷完善,憑借暴力脅迫、斷水斷電等方式的強制拆遷已難以再行其道。在此背景下,依托公務員、教師等“體制內”群體,借由熟人社會的親情聯系,搞責任制、打親情牌,“做工作”變相勸遷,成為一些地方推動拆遷的新手法。類似案例,不止增城一地。

　　根據媒體報道,旨在打造“代表廣州參與國際國內競爭的生態地標”的掛綠湖水利工程,與一般商業開發項目不同,具有多重生態功能,其綜合效益可期,最終受益的也是廣大增城市民、村民。而且,與搞不定就走強拆程序、訴諸暴力的慣性思維相較,動員相關力量去勸說、談心,這樣的方式也比較溫和、柔性,甚至不失為一種進步。

　　然而,這種做法經不起深究。發動“游說”無錯,但如果“游說”有違自愿原則、采取強制形式,甚至游說者不樂意、未能做通思想工作,就要“嚴肅處理”,這樣的做法看似柔性,實則嚴苛,有違依法行政的原則。

　　無論公務員還是教師,其崗位職責概由法律和制度規定,動員親屬拆遷顯然不在此列。不管地方政府推動發展的“元理由”如何正當,也不論“親情逼遷”的實際效果有多顯著,都不該利用潛規則甚至動輒印發公文來給公職人員施壓,借以提高拆遷效率。10年前“誰影響嘉禾一陣子,我就影響他一輩子”的驚人標語,至今仍留存在人們記憶中。如果任由“連坐”思維滲透基層權力運行,最終消解的將是政府的凝聚力與公信力。

　　還要看到,即便一些拆遷戶礙于情面或迫于壓力,最終無奈讓步、簽署協議,內心卻埋下了親情的撕裂感。在增城拆遷中,就有公務員因勸說不了親友拆遷、怕“完不成任務”,而無奈自掏腰包5萬元補償親屬動遷。政府部門把本該由自己直面的拆遷矛盾轉移給下屬工作人員,這種看似巧妙的“轉嫁”,不僅有悖法治精神,也忽略了撕裂親情的隱形成本。

　　回到增城拆遷上來,牽涉20個村、3萬人命運的動遷,觸及的復雜利益格局不難預見。然而,對于拆遷拆不動、難推進的原因,是否應從源頭上想想?比如,給出的補償是否公平?利益協商機制是否完善?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是否有申訴、救濟的合理渠道?從這些角度多一些考慮,在依法行政上多做文章,才可能做到法、理、情的統一,從根本上理順利益鏈條,減少拆遷阻力。在這個意義上,唯有循著法治軌道破解拆遷難題,才會讓美好生活的夢想遞進一層。

　　李浩燃

　　(原標題:“親情逼遷”拆毀的是信任(人民時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