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海外民運人士近來在網上聯絡,揚言要在明年的某一天回國鬧事,或者到中國政府駐世界各地的機構門口“圍城”。一些幾乎被中國人忘記了的名字,或者本來就不為人知的名字,又像流星一樣劃過媒體。

　　接受《環球時報》采訪的中國大陸學者幾乎有著同樣的第一反應:民運人士在西方已被邊緣化了,這是他們證明自己存在、抓取媒體關注的一種方式。沒有人相信他們能掀起什么大浪。

　　在學者看來,海外民運作為一個共同體已經不復存在。有人統計說,各種海外民運組織有多達幾十個,但總人數只有大約200人。他們彼此聯系不多,很不團結,相互競爭在海外的影響力和越來越有限的物質支持。1989年出走的那批人大多步入中年甚至老年,新加入者參差不齊,他們都越來越“實際”,很多人現在談政治成了維持生存和影響力的一種手段。

　　海外民運人士在西方對華博弈中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邊緣化,逐漸成為“最小的棋子”。由于民運人士長期脫離中國社會,既毫無行動力,也已經不再是撬動中國國內輿論場的杠桿,中國年輕人很少有人知道他們,西方社會中的反華力量已把大部分精力從這些人的身上移開。這讓民運人士飽嘗政治上的世態炎涼。

　　從部分民運人士的利益上說,他們急需“干出點事”,至少在輿論場制造出一些動靜。這對涉華政治能造成實際影響的幾率很小,但這對他們個人在西方重獲一些重視,改善他們目前備受冷落的情況卻很重要。這也可以滿足部分人的政治表現欲。

　　很多在國外與民運人士有過接觸的人都有一個共同印象:由于長期隔絕,這些人已對中國近20多年的變化缺少最基本的切身感受,他們對國家現狀的認識甚至不如部分西方人士。他們在利益上同祖國斷了,因此不少人很希望中國“出大事”,幻想這會為他們的人生轉折帶來機會,或者證明他們的人生選擇是對的。

　　他們大多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人,有些逢中必反,其中不少人連語言風格都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他們已經失去了同中國主流社會正面互動的能力,出于某種目的,他們中一些人甚至與“藏獨”、“疆獨”搞到一起,想從西方對那些分離主義勢力的支持中分一杯羹。這使他們進一步走進死胡同。

　　海外民運人士的人生軌跡具有標志性意義。他們的經歷證明了極端政治對抗在中國沒有前途。中國是蓬勃發展的社會,中國體制的反思精神和改革意愿都很活躍、真實,在中國搞政治對抗會將自己推向極端,從而盲目反對中國的進步和成為普遍共識的一切。這必將把自己逼到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對立面。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海外民運人士曾在上世紀80年代末深刻影響了中國大眾輿論,當時他們左右人們看法的能力,直到今天中國的輿論領袖無出其右者。出走國外后,他們一度組成聯盟,對“推翻”中國體制充滿信心。他們之后政治上的失敗和人生空耗如此沒有余地,令人長嘆。

　　大概沒有人能比民運人士自己更清楚他們走錯了路。他們需要思想上痛切反思的能力,以及向社會展示這種反思的勇氣。否則他們就是時代風中刮過的塵沙,繼續折騰或者糾結下去不如隨遇而安了。

　　(單仁平 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