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陜西省富平縣爆出了驚人的“產科醫生販嬰案”。該縣婦幼保健醫院的產科副主任張淑俠,在過去幾年時間里,利用職權之便,多次以新生嬰兒有病和難以養活為借口,在勸說家長同意“放棄”后將其販賣。被騙者多與張淑俠是同學、同村關系。也就是說,“熟人”都被這名醫生賣了。事實上,該醫院有販賣新生兒嫌疑者,不止張淑俠一人。截至8月8日,當地警方已接到相關報案55起,其中涉及嫌疑人張淑俠的達26起,警方已立案5起。

　　在震驚憤怒之余,人們更多的是陷入困惑:不是說“出門靠朋友”、“熟人好辦事”嗎?熟人怎么反倒這么冷酷無情?這“殺熟”到底是怎么回事?職業道德如此敗壞,基本的社會信任難道都毀了嗎?在國家醫院里,“殺熟”又是怎么成為可能?是什么性質的制度漏洞導致了如此這般的權力濫用?

　　事情涉及信任問題。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信任,是建立在“人情信任”或“制度信任”的基礎上的。在傳統社會里,由于流動性和制度化程度比較低,“人情信任”成了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信任形式。隨著流動性和制度化程度的提高,“生人社會”逐步代替了“熟人社會”,生人之間的社會信任只能靠“制度信任”來保證。但是,在“人情信任”慣性大且“制度信任”由于配套規則缺位而不充分的情況下,社會信任就出現了“人情信任”和“制度信任”混合共存的狀況。

　　本來,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生兒育女等平常事情,通過一般的社會安排就能順利完成,但許多人卻總是“不放心”,而選擇采用特殊的人情安排。也就是說,制度運轉的不暢導致了制度信譽太低,這反過來又導致,對制度運轉相對通暢的事情,人們也習慣于用“人情信任”來解決。這就是“信譽-信任-信心”因果鏈的奇妙之處。欺詐熟人往往就是在“人情信任”慣性較大的情況下發生的。

　　“道德機會主義”沖動

　　“產科醫生販嬰案”中“殺熟”現象的發生,存在著三方面具體原因:一是“道德機會主義”的沖動,二是“熟人社會”的不穩定性質,三是“制度失靈”和“權力濫用”的背景。

　　“道德機會主義”沖動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特別容易出現。一些唯利是圖的人不怕風險而作奸犯科,其故事或案例經過各種渠道傳播開來之后,就形成了一種社會氛圍。在這個過程中,最可怕的是一種“惡性攀比心理”的常態化,這不僅包括“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和“大魚吃小魚,快魚吃慢魚”,更包括“別人都殺人放火了,我小偷小摸又算得了什么?”的扭曲心態。在一些“坑蒙拐騙”的人那里,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一種隱蔽和陰暗的道德觀:一個人之所以能夠被稱作“本分”,不是因為其本身堂堂正正,卻是因為別人殺人放火,自己不過是小偷小摸。

　　這種扭曲的道德觀導致了“有好處先撈”和“顧現在不顧未來”的“短期行為”,如果再與個人潛意識中的“犯規心理”和“反契約意識”相結合,就會更傾向于為自己的不良行為找外部借口,就會更傾向于“鋌而走險”和“置底線道德于不顧”。

　　張淑俠在販賣嬰兒之前,就有過在私設接生診所內接生后收取人家400元的事;在犯案過程中,她還向人索要100元的“處理費”,收下了人家送的“50斤面粉,還有一大袋饃饃”。一個人貪小便宜到如此地步,在賣掉一名男嬰能得2.16萬元的誘惑面前,她豈能不徹底瘋狂?

　　如果說“信譽-信任-信心”是社會信任問題的因果鏈,那么,在“道德機會主義”這里,“信仰-信念-信用”便是作奸犯科者的驅動鏈。正是因為一個人的信仰里除了“實利主義”之外就再也沒有別的東西(如“天譴”或“報應”),他/她才會完全沉溺在“拜金主義”的信念里,而不怕自己毫無信用。當然,信用可以裝點出來,欺詐熟人的“殺熟”就是自我掩蓋的手段。

　　被“殺”的圈外熟人

　　一般的理解,是把民間社會大致分成“圈內社會”與“圈外社會”。可實際上,“圈外社會”是“生人社會”,“圈內社會”卻可進一步細分成“熟人社會”和“親人社會”。所以,“熟人社會”介于“生人社會”和“親人社會”之間,具有“親密化”和“生疏化”的雙重特征。一般人不大注意的是,決定“熟人社會”是偏向“親密化”還是偏向“生疏化”的,是交往關系本身的一些具體特征。

　　一般來說,人際交往關系包括“一次交往-重復交往”、“間接交往-直接交往”和“單一交往-多樣交往”三個方面。如果個人之間的交往關系偏向于一次交往、間接交往和單一交往,那么,熟人關系就偏向于“生疏化”,這樣的“熟人社會”也就更接近于“生人社會”,這樣的熟人其實是“圈外熟人”。相反,如果個人之間的交往關系偏向于重復交往、直接交往和多樣交往,那么,熟人關系就偏向于“親密化”,這樣的“熟人社會”也就更接近于“親人社會”,這樣的熟人就是“圈內熟人”。

　　顯然,“殺熟”現象就是在熟人關系更偏向于“生疏化”,更偏向于“一次交往、間接交往和單一交往”的情況下發生的。“殺熟”往往是殺“圈外熟人”。在“產科醫生販嬰案”中,被騙者“多與張淑俠是同學、同村關系”,其中包括張淑俠小學同學的兒媳婦、初高中同學的兒媳婦、熟人的堂弟媳等等。接生本身就接近“一次交往”,加上這些關系又都是“間接交往”關系,而中間人也往往與張淑俠是“單一交往”,即便其中有逢年過節也走動的親戚,其交往關系顯然也更傾向于“禮儀型”而非“重復型”和“多樣型”。上述情況非常符合“殺熟”的基本條件:足夠熟悉卻不足夠了解。

　　熟悉則不防,不防則“被殺”。“殺熟”利用的正是“人情信任”的慣性心理,這種心理定勢,一方面是對“自己人”的信任,另一方面則是對“生人”、“外人”的不信任,即“信任過度”與“防范過度”相互加強,“套近乎”和“歧視欺生”相互對應。結果,“互惠的急切心理”導致了“親熟模糊效應”,熟人之間便在“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幻覺”中進入了情不自禁的“殺熟圈套”。

　　在其中一起案件中,被騙者也曾發現蹊蹺,但卻因信任而沒有深究。具體情景包括:張淑俠抱著嬰兒走出醫院住院部時,還與孩子父親打了照面;張淑俠用很兇的語氣對產婦的婆婆(即張淑俠初中同桌,介紹該產婦來該院生產者)說,孩子胳膊和腿都斷了,你不看,心里不難過,你看了,回去老難過;產婦聽到哭聲,想看孩子,卻遭來張淑俠一陣惡罵;張淑俠給兩個孩子的嘴巴進行清理(可如果已經決定不要孩子了,又何必要清痰呢?);張淑俠拿來五六頁紙讓產婦簽字,說找不到她的丈夫,而其丈夫在產房門口沒有挪步;張淑俠急沖沖進病房,讓產婦趕快出院,說9點醫院要查房,如在9點之前出院,可少交一筆錢;臨走前,其他醫生建議產婦辦出院手續,張淑俠卻說,不用管,趕緊走,車都找好了,等等。如果是生人,張淑俠絕不可能如此為所欲為。

　　正是過度信任導致了受害人心理不設防,人的心理防線垮了,警覺意識就溶化在“人情信任”里了;在別人的陷阱里乖乖就范時,心里給自己的暗示還依然是“熟人還能騙人嗎?”同樣的心態也發生在傳銷、保險推銷、證券推銷、兼職獵頭、售房推銷、淘寶店商品推銷,甚至是記者爆料等事情上。

　　“殺熟”中的“短期心理”,往往使本來有重復交往潛力的關系也變成一次交往的關系。在“財迷心竅”或“鬼迷心竅”的極端情況下,“殺熟”甚至演變成“殺親”,出現“兔子專吃窩邊草”的悲劇。

　　制度缺失導致濫用權力

　　但是,如果制度沒有漏洞,許多“殺熟”事件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在“產科醫生販嬰案”中,按規定新生兒的病情確診應該由兒科醫生來判斷,產科大夫無權下論斷,可張淑俠卻一切包辦了;還有,如果孩子要被帶離醫院,必須要有3個以上值班醫生簽字,而數起案件中值班醫生皆未履行職責;產科主任高文平稱,自己和張淑俠同為副主任醫師,兩人分工不同,業務上以張淑俠為主,而高文平主要負責行政事務,“業務上的一切活動到她那到頭了,她的指示是最高指示”;事后,被追責的醫務人員甚至頗為不平地說,下屬怎能擋住領導的行為呢?最后,放棄治療新生嬰兒的處理有什么應該履行的正式程序?

　　張淑俠能夠濫用權力,顯然是制度漏洞和散漫習性為她開的綠燈,是相互制約的缺位給“殺熟”開了大門。沒有這種對每一個人來說都似曾相識的“制度失靈”,張淑俠就無法如此隨意地利用他人的信任和羞恥心理而“靠山吃山”,這當然也是該院院長和分管醫療工作的副院長等3人已被免職的原因。

　　(方紹偉 作者系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