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不僅是“我可以”，更是作為“我”的他人也可以。只有認識到這一點，“人人相善其群”，才有可能形塑真正的公共文明。

　　“中國人為什么會這樣？”前段日子，一張中國游客盧浮宮前水池泡腳的照片，曾引來關于國人文明素養的熱烈討論。耐人尋味的是，當人們發現許多金發碧眼的游客也在同樣行事，就有聲音立即“再反思”：為什么外國人可以泡，中國人泡就要背上“低素質”的污名？

　　“別人可以，我為什么不行？”這樣的提問方式，顯示了國人個體意識、權利意識的覺醒。但放在盧浮宮的語境下，卻少了些說服力：景觀水池里泡腳，既有礙觀瞻，也難言衛生，何況旁邊還有禁止戲水的標牌。即便有一些“同道”，充其量證明別人和我都錯了，而非我做得對。遇事只逞一己之愿，不求反躬自身，強調個人而忽略他人、強調自己而忽略社會，這樣的思維方式，實乃阻礙國人提升公共意識、形塑公共文明的重要原因。

　　可嘆的是，一些令人反感的陋習，往往被理解成與他人無關的個人選擇，甚至被視為不可侵犯的“權利”。殊不知，走入公共場合，再彪悍的個人權利也有邊界，絕非可以隨心所欲、“我的地盤我做主”。大聲說話固然是你的權利，但安靜顯然是更多人所需；開車打遠光燈能看得更清，但對面來車也要有同樣視野。視惡習為權利，恰恰是弄反了權利的概念：權利不僅是“我可以”，更是作為“我”的他人也可以。只有認識到這一點，“人人相善其群”，才能涵養人們的公共意識。

　　公共意識的背后，是在現代化之路上困擾中國百余年的國民素質大考題。傳統中國遭遇現代文明時，早有外國傳教士寫成《中國人的素質》一書，提出中國人缺乏公德、不守時間、不懂禮貌諸般弱點，更有前賢先哲痛心疾首于“國人的詞典里沒有公共精神”，痛定思痛于“為未來改造國民性”。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我們還在為景觀水池中泡腳爭論、為頤和園綠地上小便辯護。當我們自豪地宣稱“用100年走過了歐美國家300年的路”，也應該更深切地記住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在《人的現代化》一書的論斷：國家的現代化，首先是國民的現代化。我們所追求的現代化，不應僅是經濟現代化，更應當是現代文明秩序的構建。

　　“欲維新吾國，當維新吾民”，從梁啟超到孫中山再到中國共產黨，所有社會的進步力量，無不把“國民素質”作為發展的根本。正如梁啟超所說，“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而所謂“素質”，并不僅是會英語、會電腦的現代技能，更不是會穿衣、會玩樂的現代生活，而是價值尺度、思維方式、行為規則的“觀念現代化”。處理個人和社會關系的公共意識，可說是最根本的現代公民意識。在個人之外，謹記還有社會；在私人領地之外，敬畏公共空間。當我們全力以赴孜孜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之際，不能忘了只有培育規則意識、提升文化追求、涵養公共精神，才能獲得幾代國人夢寐以求的“現代性”，重塑一個文明古國的時代尊嚴。

　　經過多年追趕，我們終于可以和世界“坐在一起喝咖啡”了。2012年，內地居民出境人數達到8300多萬人次，而英國人口也不過6000多萬，可說“凡有井水處，皆能聞漢語”。然而，如果只是搶購打折奢侈品、當世界的“金主”，得到的將只是“可以從后門進出做生意，但不要從前門進出用晚餐”的待遇。說到底，只有遵循現代文明的普遍性規則，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如果我們留給世界的，只是夾塞排隊的混亂，只是“中國人就餐區”的標牌，這樣的文明形態不惟不能“對人類有較大貢獻”，或有可能面臨“開除球籍”的危險。

　　魯迅先生曾言，“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在五千年中華邁向現代社會的關鍵節點，“立人”之要在于培育公共精神、涵養公共文明。公共文明的程度，標注著現代社會的成熟程度。只有公共意識這一觀念的水位越來越高，曾讓先賢們橫眉冷對的“國民性”才會向“現代性”不斷進發，走向復興的“中國夢”也才能重塑一個民族的精神高地。